关于做好损毁倒塌农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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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薛江武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取与舍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在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重判决与轻调解的倾向已经显露。法官在审案中注重的是公开、公正、高效，和风细雨、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逐渐被忽略，民事诉讼调解率大幅度下降，而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不仅使法院工作陷于负重与被动，同时也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方式简单化、办案社会效果差的不满情绪，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现代世界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看，为克服诉讼迟延、法律职业工作者人数跟不上实际需要、诉讼费昂贵等弊端，和解或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和解或调解制度的完善也处于不断成熟之中。据了解，有“诉讼王国”之称的美国，95％的民事案件经过和解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所谓代替诉讼解决纠纷程序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才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日本通过调停解决的案件占总数的53％到54％，诉讼中经和解解决的案件达35％；德国的和解率最低，其案件总数的75％是通过判决解决的。虽然各国的和解、调解缺席并非完全相同，但通过协商解决纠纷、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减轻法院案件过多的负担是各国法律设立调解制度的本意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此，在深入法院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应提倡多做调解工作，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各类民事纠纷，同时注重对调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而不是对其弱化或忽视。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它确定了法院调解民事案件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自愿原则；第二，合法原则；第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对于前两项原则应无异议，但对第三项调解原则，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调解的本意是调和解决纠纷，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解决纠纷不伤和气的目的。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允许其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因为，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调解，不要求查清事实，法院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呢?许多案件在庭前调解，案件本身没有开庭查证，怎么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司法实践中大多调解案件都是在“和稀泥”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如果查明了事实，分清了是非，有理方让步的可能性反而更小。调解与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也不同，把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显然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也可能拖延调解结案的时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赋予诉讼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之前的反悔权，也就是说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任何一方无需任何理由均可以反悔。无论从法理上推敲还是从司法实践运行的效果而言，赋予当事人反悔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它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维护法律权威，也使那些恶意拖延诉讼的当事人有空可钻。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协议，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各方应当遵照履行。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尚且如此，何故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出尔反尔呢?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应视为对争议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处分，送达仅仅是满足程序上的一种需要，不应作为实体处分生效的必备条件。无限制的反悔权容易助长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客观上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法院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一原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能够调解的应当尽可能调解，对调解工作应持积极态度；二是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合法原则。在积极调解和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民诉法对调解的适用范围、组织形式、步骤方式都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现行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显现出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一、调解无审级限制。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是鼓励用调解的方式平息纷争，促使各方友好相处。但实质上无审级限制的调解掩盖了这样一个矛盾，当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利时，当事人往往通过调解来修正判判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后果。这种修正在合同无效及合同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涉及追缴的判决中更为常见。当事人合意推翻一审或已生效的判决(尤其是公正判决)，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因为法律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纠正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错误，不是为了给当事人再提供一次调解的机会。从审级分工职能要求而言，只要一审或已生效裁判实体正确，程序合法，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诉，这是二审或再审对一审或已生效裁判的应有态度，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至于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
　　二、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承办法官与合议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哪里，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三、调审合二为一。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与审判相互结合，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调解作为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会妨碍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
　　四、恶意调解缺乏制约措施。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合法负有当然的审查义务，但相当多的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到法院来走程序，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综上，我国现行调解制度虽几经修改，但在审判实践中已显现出许多不足，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审判体制高效运转的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良法院调解制度已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项紧迫任务。
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
　　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持发扬司法优良传统，健全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原则，同时借鉴参考世界各国有关和解、调解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适应。具体修正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在调解程序中，弱化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的支配权。法院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自由合意，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这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案件审理的方式是调解还是判决，应当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只有在当事人各方均表示同意调解的情况下，法官才能启动调解程序，当事人未要求调解或有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而应当进行判决。第二，调解方案应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并在完全自由的合意中运行。法官不得主动提出调解方案，法官的职责是作为中立人，确保协议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能自由地表达真实意思，并通过参与调解过程，引导当事人在合法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敦促调解的进程与成功。为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可考虑设置调解期限，在法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官有权决定进入判决程序。
　　二、实行“调审分离”，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调解主持人和判决主审人合二为一，承办案件法官双重角色是形成“强制调解”的主要原因，法官在判决前频繁接触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的接纳态度，在可能通过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和思考。英美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之一，是把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有的法院还设有专事和解的法官，以此避免审判法官因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而产生的先入为主与偏见，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这种做法在我国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已被一些法院参照采用，并根据法官职能把法官分为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准备法官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保全、收集证据、调解等庭前准备工作，不再拥有审判权；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的审理，不再参与庭前活动。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三、缩小调解适用范围，维护判决权威，提高二审、再审的办案效率。调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用案件范围，二是适用阶段范围。就前者而言，应当摒弃毫无限制地将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纳入调解范围的做法，适当控制诉讼当事人行使调解权的案件范围，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
　　四、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建议法律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五、为鼓励调解，减轻当事人负担，可以考虑对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减半收取诉讼费。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修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1982年10月20日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1987年1月6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正）


第一条 为保证国家建设和城市改造的需要，妥善处理拆迁房屋中的问题，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因国家建设、城市改造、整顿市容和环境保护等需要，必须拆迁房屋时，均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 各项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安排。要切实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尽量少拆房屋。必须拆除房屋时，应当尽量避免拆除质量较好的房屋。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拆除房屋。
第四条 各单位因用地需要拆迁房屋，应在按照征用土地的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向市城市规划建筑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申请用地时，一并办理申请拆迁报批手续。
市规划局在审核拆迁申请时，必须征询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区、县人民政府在接到市规划局“征询意见单”后，应通知所在地房地产管理部门及时查明房屋及基地的产权和使用情况，并通知所在地公安机关严格控制户口的迁入。
第五条 市规划局在批准拆迁房屋后，应即通知因用地需要拆迁房屋的拆迁单位，并同时通知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区、县人民政府应即通知所在地公安机关停止受理拆迁范围内的户口迁入。拆迁单位应当在批准拆迁后六个月内，在有关区、县人民政府主持下，进行拆迁安置工作
，妥善处理拆迁中的问题。各有关人民公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房管所以及被拆迁房屋户所在的工作单位，应当积极协助做好有关拆迁工作。
对拆迁房屋的办理情况和工作中的问题，由区、县人民政府城建管理部门定期向市规划局报告。
第六条 各单位在原址改建需要拆除本单位使用的房屋，应当按照有关建筑管理的规定，向市规划局申请建筑执照，并办理拆房报批手续。申请拆除的房屋，凡属于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应当在办理报批手续前，征得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地局）的同意。
第七条 各单位拆迁其他单位的房屋和市区（城镇）居民、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住房，应当按照“先安置、后拆房”的原则，妥善安排被拆迁单位、居民、社员的用房，并且按照规定给予合理的补偿。
对于拆迁房屋所需要的费用和物资，应当列入建设项目的计划，一并报批。
第八条 凡已批准列入计划的市内道路交通，上水、雨水、污水、煤气、供热、供电、通讯的地下管网和输变电站，电话局房，市政公用设施的泵站，公共停车场、站、环卫、消防设施，公共绿地及其相关的动迁用房等为社会各方面服务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进行拆迁的，由
区、县人民政府发布拆迁通告，按照“先拆迁腾地、后处理纠纷”的原则办理。
建设单位应事先提出拆迁安置方案，与被拆迁单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被拆迁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必须服从建设需要，按工程建设要求，保证按期搬迁。具体安置、补偿办法如下：
（一）按照规划要求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或工业布局的被拆迁单位，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结合拆迁予以关、停、并、转，并在本系统内部做好调整安置；建设单位应按公平等价原则，给予合理补偿。
（二）被拆迁单位确需移地迁建的，建设单位应向被拆迁单位补偿以下损失：
1、被拆除建筑物、构作物按原面积、原结构、原质量和现行造价折算的建设费用；
2、移地迁建的用地费用；
3、拆迁设备的搬迁、安装费用；
4、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租赁企业因拆迁而停产待业人员的工资性补贴。
（三）拆迁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粮、油、煤炭、菜场、修配等设施，需搭建临时用房过渡的，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程序予以解决，或者给予临时过渡费补助。
（四）移地迁建的项目，由被拆迁单位提出建设计划，上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应给予协助。迁建项目扩大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提高房屋结构质量所增加的费用，由被拆迁单位负担。
（五）规划、计划、土地、银行、财政、建设等管理部门对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而被拆迁的单位，应在计划、征地、贷款、减免税及施工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积极支持、安排。
（六）本条所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拆迁工作，由区、县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和调解纠纷。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山区、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区、县人民
政府提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七）其他建设项目需拆迁属于单位的非居住房屋的补偿、安置办法，可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九条 拆迁市区及郊县城镇居民住房时，由拆迁单位新建或者调拨适当的房屋，妥善安置被拆迁户。分配安置的房屋，属于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或者单位管理的，由被拆迁户租赁使用，并按市房地局的规定按期缴付房租。
新建安置被拆迁户的房屋，应当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和规定的住房标准建造。
第十条 分配给被拆迁户居住房屋的面积，根据原住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地段、结构、质量、设备条件，家庭人口，原住面积等不同情况，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安置房屋的结构、质量、设备条件等和被拆迁户原住房屋类型相似的，一般按照被拆迁户原住面积予以分配。对从市中心建成区迁到市区边缘地段的被拆迁户，分配的房屋面积可以酌情增加，但每人平均增加的居住面积不得超过一平方米。

（二）用新建住房安置原住在栅户、简屋或旧式里弄房屋内的被拆迁户，因新建住房辅助面积增加，设备条件改善，分配居住面积应当有所调整，其标准定为：
被拆迁户原有居住面积 分配给被拆迁户的居住面积
（平方米／人） （平方米／人）
安置房屋在市中 由市中心建成区内
心建成区内，或 迁出安排在市区边
在拆房原址和就 缘地段内的安置房
近地段 屋
小于四 基本维持原居住 四
面积
大于四小于七 四至五 五至六
大于七小于十 五至六 六至七
大于十小于十三 六至七 七至八
被拆迁户中，凡有在卫星城镇工作的职工，应当积极动员该户到工作地区就近安置，按人口分配的平均居住面积可按上述规定增一至二平方米。
（三）用新建住房安置原来居住在老宅基内自有自用砖木结构房屋的被拆迁户，因新建住房辅助面积增加，设备条件改善，分配居住面积应当有所调整，其标准定为：被拆迁户原居住面积每人平均超过十三平方米、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分配新建住房的居住面积每人平均不得超过九平方
米；原居住面积每人平均超过二十平方米的，分配新建住房的居住面积每人平均不得超过十二平方米。原居住面积在十三平方米以下的，可参照本条第二项的规定办理。
（四）拆迁市区和郊县城镇居民的私有房屋，建设单位与被拆迁户双方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分别情况，按照下列办法协商办理：
1、私房所有人自愿出卖房屋产权的，建设单位按市房产管理局规定的标准对被拆迁的私房进行估价收购，并参照本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给予安置。私房所有人对原房屋的产权应予注销。
2、私房所有人要求保留房屋产权的，建设单位可参照原建筑面积用其他住房与其等价交换，双方按照互换房屋的面积和质量补偿差价。
3、原私房所有人和使用人分属两人的，私房所有人对原房屋的产权被注销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对原所有人和原使用人进行安置。私房所有人保留房屋产权的，原使用人向原所有人获得的房屋使用权的法律关系应继续保持。
第十一条 被拆迁户中需安置住房的人口，以常住户口为计算标准。非常住户口符合下列等情况的，可以计入：
（一）原有常住户口，已应征入伍的现役军人（不包括已在外地结婚定居的）；
（二）夫妇一方支援外地单位工作的；
（三）按规定户口报在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和报在本市工作单位的海员、船员、野外勘测人员；
（四）未在当地成家的农村插队和市郊农场的知识青年；
（五）夫妇一方住在工作单位集体宿舍的。
第十二条 市区居民密集地段的栅户、危险房屋，按照批准的地区规划进行改建时，对原居住户的安置房屋应当在全市范围内统筹安排。对于迁出改建地区安置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标准分配住房。对于原居住户要求就地用新建住房安置的，原有居住面积每人平均小于四平
方米的，一般按照原有居住面积予以分配；大于四平方米的，一般按照四到五平方米予以分配。
第十三条 拆除市区和郊县城镇的单位和居民房屋的补偿办法，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全民所有制单位拆除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公有房屋，凡新建安置房屋产权按国家规定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不另行补 偿；新建安置房屋产权不交给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应当按照市房地局规定的标准进行估价，补偿给房地产管理部门。
（二）集体所有制单位拆除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公有房屋，应当按照市房地局规定的标准进行估价，补偿给房地产管理部门。
（三）各单位拆除市区和郊县城镇居民的私有房屋，应当根据房屋建筑的面积、结构、质量和使用情况，参照市房地局规定的标准进行估价，由拆迁单位补偿给房主。
（四）各单位拆除房地产管理部门代管、代理经租的房屋和落实政策需发还房主的私人房屋，以及其他按国家规定应当补偿的房屋，均参照市房地局规定的标准进行估价，由拆迁单位补偿。
第十四条 批准拆除的单位非居住房屋和居民住房，凡属未经市规划局或区、县城建管理部门批准搭建的违章建筑，一般不予补偿，也不计算房屋的面积。
第十五条 拆除私房和房地产管理部门代管、代理经租的房屋旧料，一般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向拆迁单位收购，用于房屋维修。拆迁单位如确需自用，可在征得房地产管理部门同意后，自行处理。拆除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的公有房屋，凡已向房地产管理部门补偿旧房价值的，其拆房旧料
由房地产管理部门作价收购；未补偿旧房价值的，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无偿收回。
房地产管理部门或者拆迁单位对回收、收购的拆房旧料，应当加强管理，妥善利用，防止散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私卖、私分。对违反者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六条 拆迁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房屋，一般按原拆原建的原则，由拆迁单位负责迁建，妥善安置被拆迁户。凡结合农村居民点规划建造房屋的，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主持下，由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取得协议后建造。按照农民新村规定新建社员住房的标准和面积超过原有房屋的，超过
部分需要增加供应的统配建筑材料，由拆迁单位协助解决，增加的费用由被拆迁户负担。
第十七条 因征地原生产队建制被撤销时，拆迁地上房屋的被拆迁户，一律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标准分配住房，进行安置。分配的房屋由被拆迁户租赁使用，按市房地局的规定按期缴付房租。对被拆除的房屋，参照市房地局规定的标准进行估价，由拆迁单位补偿给房主。
第十八条 在职职工因房屋拆迁搬家，凭区、县人民政府城建管理部门的证明，可酌给公假。公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评比、奖励。
第十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房屋被批准拆迁后，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令，服从国家建设需要，主动配合，迅速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本办法规定的补偿安置范围以外，提出额外要求或附加条件。不准以任何借口阻挠工作人员执行拆迁任务或使用暴力侵犯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对违反者视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对已按照本办法规定给予妥善安置，并经所在区、县城建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多次进行工作仍坚持无理要求、拒不搬迁、影响建设进度的被拆迁户，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区、县城建管理部门会同所在地公安机关通知其限期搬迁。被拆迁户不服的，可在期满前向人民法院起
诉，由人民法院调处或判决；期满不起诉、又不搬迁的，区、县城建管理部门视其对建设造成危害的程度，对被拆迁户的户主可处以三十元至相当于其本人六个月收入的罚款，并提请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
（二）因被拆迁单位或拆迁单位不履行拆迁协议或裁决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受损失的一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并继续履行协议或裁决。情节严重的，由区、县城建管理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三）对利用拆迁房屋的机会，骗取房屋，强占房屋，非法买卖房屋和拆房旧料等违法活动，由区、县城建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给予经济制裁或行政处罚。对拒不接受处理的，由区、县城建管理部门提请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使用暴力侵犯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或构成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施行。1980年颁发的《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停止执行。

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