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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民事代理词

卢宇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人根据本案上诉人丁XXX的委托，担任本上诉案的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情况，向法庭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以便法庭在评议本案时兼听则明。

　　一、 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责任划分严重不公

　　1、 任意推翻两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毫无根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持有异议，法院应以其查明的事实为依据，确定赔偿责任；如果没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仍然应当查明事实，确定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异议，法院可以作为证据，以此确定当事人的赔偿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允许法院在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的责任划分之外进行赔偿责任认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均有异议。在本案中，一审原告与被告对第一份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因为第一份事故认定书是原告起诉的依据），且原告之后并未举出有利的证据推翻第一次的事故认定（第二份事故认定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能被采信，不足以推翻第一份事故认定书）。另外，根据证据规则，当事人应当证明其提供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应当以具备该三性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一审原告先后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冲突的认定书证明其主张，这两份认定书中只有且必有一份是真实和合法的。就第二份而言，其作出的主体并非本次事故勘察员、出现场交警，且不符合有关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存在疑问，那么根据证据规则，该证据不应当被采纳，应当以第一份认定书作为认定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却认可第二份责任认定书，并以其作为推翻第一份认定书的依据，这显然违背了证据的三性原则。因此，法院也应当依据第一份事故认定书来对双方的责任进行划分。
　　更不可理解的是，一审法院在认可了第二份认定书后，又不以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既然以第二份来推翻第一份，那么前提是第二份必须是真实的、合法的；既然认定了第二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那么就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是以一份非真实合法的认定书来否定另一份的真实合法性，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
　　同时，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也是对行政权的极度不尊重和蔑视。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推翻两份责任认定书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2、 只认定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主张，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拒不认定，严重违背居中审判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条第二项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官应当居中审理，不得徇私偏袒。然而，在本案的一审中，法官严重违背了该审判原则，只认定对被上诉人有利的主张，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拒不认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歪曲事实，错误认定受害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事实上，成雅高速公路双流段是四车道设计，从左至右第三条车道是货车专用车道，最右面的（即第四条）才是应急车道。无论是交警出具的两份责任认定书还是事故现场图都表明受害车辆停在货车专用车道上而非应急车道上。
　　（2） 对杨东的询问笔录作对一审原告有利的选择性认定。2008年7月4日01时55分到02时23分成雅高速交警一大队对受害人石XXX同车杨东进行了询问。根据询问笔录，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杨东承认石XXX出事前曾喝过两次酒的主张，然而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相反，对杨东指称的石XXX停车后打开了应急灯的说法却予以认定。事实上事故发时，杨东本人也喝了酒，在停车到事故发生仅一分钟的时间内，其如何能对是否开了应急灯记忆深刻？如果真的打开了应急灯，在车后的余树斌不比他看的更清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杨东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作为与石XXX关系密切的杨东对在与石XXX相处的几个小时内连续发生的事情以及其对石XXX喝酒的事实的清晰详尽的叙述，更应当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为何一审法院就是不予以认定呢？！可见，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存在明显的偏向性，明显违背了居中审判的审判原则。

　　3、 对造成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分析及主要原因分析严重违背常理、常识

　　本案是汽车碰撞事故，要认定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首先应当对各方行为与本次事故的违法性、关联性和危险性进行分析。
　　（1） 被撞车辆驾驶员石XXX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严重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应当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是，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且迅速报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国家制定该强制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的速度极快，任何存在于车道上的障碍都会给正常行使的车辆的安全行驶造成巨大威胁，极易发生连环碰撞，酿成重大事故。本案事故发生时石XXX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该强制性规定，违法将机动车停放在货车车道上，已经形成对正常行驶车辆的安全造成威胁，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同时，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即形成主动接受被其他车辆碰撞的态势，是一种将自己至于危险环境的故意行为。在白天正常视觉条件下尚且危险，更何况在夜间。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发生事故的唯一条件是要求正常行驶条件下的司机时刻保持如同在非正常条件下行驶的高度警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根本不现实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极大，是有很大的必然性；而避免事故的发生则具有相当的偶然。因此，被撞车辆驾驶员石XXX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严重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关联性，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2） 上诉人车辆正常行驶，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必然联系。
　　 首先，上诉人车辆在货车专用行车道上正常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事故发生时，上诉人车辆的行驶在第三条车道即货车专用车道上且速度在60—70公里/小时，属于正常行驶速度。
　　其次，事故发生时的客观条件使得上诉人余XXX采取任何措施都是不可能避免事故发生，上诉人余XXX面临不可抗力。根据交警对余XXX的询问笔录可知，事故发生时余XXX距离石XXX车辆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米，其左面有车辆在行驶，因此，如果其立即向左变换车道，那么他必定会跟第二条车道上的车辆发生追尾或者碰撞。同时，其不可能选择立即停车，因为这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立即停车他后面同方向高速行驶的汽车会对他追尾。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至少需要5—6秒钟的反应时间来考虑如何应对这种突发局面。然而，他本人驾驶的汽车时速为60到70公里，也就是17—19.5米每秒，这就是说在5—6秒的反应时间内汽车已经行驶了85米——117米。等到他反应过来立即将汽车进行完全制动时，其与离被撞车辆最多只有15米的距离。根据测试表明，空车在每小时60公里和7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从完全将刹车踩死到制动器起作用需要18米和24米的距离，而将汽车完全停下来需要30.48和39米的距离。可见，即使是空车情况下，在余XXX反应过来应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后仍需要30.5到39米的距离才能将车子完全停下来。事实上余XXX驾驶的汽车满载货物，因此，在惯性的作用下，其需要的有效停车距离应该是在40米以上。根据前面的分析，余XXX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时距石XXX仅约15米，根据交警绘制的事故现场图表明石XXX的车被向前推进26米，二者相加为41米。可见，事实与我们的分析相互印证。由此分析可知，上诉人余XXX在正常驾驶时面对了自己根本无法克服的力量，纵然如何努力也不能避免本次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时余XXX面临不可抗力情形。
　　（3） 漏油和超载不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和直接原因。
　　车检报告显示，上诉人车辆“该车第三轴承油封损坏，摩擦片局部被油污染，这将对该车制动效能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事实上，该车的摩擦片仅仅是小局部的污染，其对制动效能的影响力相当的小；同样，该车超载百分之三十也不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和直接原因。即使这两个因素对汽车制动有影响，其作用与前面的因素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可是，一审法院却以这两个因素作为认定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4、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违背审判中立原则，偏袒一审原告，主观臆断，认定事实违背常理且明显错误，责任划分严重歪曲事实、严重不公。

　　二、 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

　　1、一审法院违反程序对一审原告逾期增加的诉讼予以审理

　　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的举证期限截止到2008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其应当在这个时间点前提出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的请求，然而其直到2008年9月30日才提出增加精神损害赔偿和车损赔偿的请求。根据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的规定，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已经逾期，法院应当不予审理。但是，一审法院不仅对其进行了审理，而且判决支持了对方增加的诉讼请求。

　　2、一审法院违法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于举证期限2008年9月18日届满且一审开庭完毕后向法院提交第二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然而，一审法院针对被上诉人的做法违法重新为原告指定举证期限，并将其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认定。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明显偏向于被上诉人。

　　三、 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本次事故发生，余XXX驾驶的货车同样受到损失。其中为修复车辆花去1500元修车费，因事故发生车辆被迫停运期间的停运损失22491元，这些有上诉人提交的养路费、运管费等支付凭据以及账本为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规定，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然而一审法院却置事实于不顾，断然拒绝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被上诉人系XXX县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实业企业主，而上诉人仅为一货车车主，二者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其他方面比较都差距悬殊。一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和法律的规定，肆意作出裁判，让对上诉人承担33万多元的赔偿责任，这不仅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不符，也与法律的规定相违背，更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和风险承受能力对比，是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本是某医院的医生，2007年因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并被罚款3万元。2010年8月30日，犯罪嫌疑人刘某又因从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被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行政处罚10400元。犯罪嫌疑人刘某于2010年8月至2012年5月间在租用的场所利用B超机为游某、林某、郑某等五名孕妇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其中林某经犯罪嫌疑人刘某鉴定所怀胎儿为女性后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在2010年8月以前，因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经先后两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并且犯罪嫌疑人刘某在被两次处罚后还继续从事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因此，其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所得规定的情形，即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两次后，再次非法行医的。

　　第二种意见也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但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5项所得规定“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而不属于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第4项所规定的“非法行医被卫生部门处罚两次，在次非法行医的情形”。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构不成非法行医罪。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5项所得规定“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也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第4项所规定的“非法行医被卫生部门处罚两次，在次非法行医的情形”。

　　三、【争议焦点】

　　如何认定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情形？

　　四、【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的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达不到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因此，我国非法行医罪是属于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行为才构成犯罪。那么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情节严重”的范围，对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在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后，继续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医疗管理秩序和和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属于非法行医的行为，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行为不具有《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行为达不到情节严重，其行为构不成非法行医罪。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二条第四项的情形，即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虽然在2010年8月以前，因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已经先后两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刘某第一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时是具有医生资格和医师执业证书的。因此，犯罪嫌疑人刘某第一次被卫生行政部门处罚不属于该《解释》中所规定“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2、犯罪嫌疑人刘某的行为不属于《解释》第二条第五项的情形，即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该《解释》第二条前四项分别从危害后果、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方面列举了几种情节严重的情形，而第五项则是为了严密法网、堵截漏洞所作的原则性规定，属于“兜底条款”。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兜底条款。即不能随意解释、滥用兜底条款，又不能对兜底条款弃之不用。具体而言，当某种违法行为不具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几种情形时，如果该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兜底条款时，应当进一步分析该行为是否符合兜底所规定的“其他情形”。正确适用兜底条款的方法之一，就是将案件具体情形与法条已明确列举的其他情形进行同类对比，如果内涵和外延接近，情节基本相当，就可以纳入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情形与《解释》所列举的前三项情形明显不具有可比性，但与《解释》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对比，笔者认为，犯嫌疑人刘某非法行医的情形要明显轻于第四种情形，而且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侵害也相对较小。因此，不能适用兜底条款所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正确适用兜底条款的方法之二，就是参照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1993年11月12日两高颁布《关于依法严惩破坏计划生育犯罪活动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无业人员、个体行医人员等结合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器，为多人做假节育、绝育手术，或者为多人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造成计划外怀孕、生育，或者擅自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多个胎儿引产，破坏计划生育工作，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出擅自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只有在导致多个胎儿引产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能进行行政处罚。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刘某虽然先后多次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但由于只导致一个胎儿引产，因此，其行为还不构成犯罪。

　　（作者单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