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１９９９年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勘探开发海洋和陆上特定地区石油（天然气）项目认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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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以证定案的三点体会

赵文松

随着我国普法工作的深入，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但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也在增强，我国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传唤、拘传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使得许多犯罪分子思维畸形：不管办案人怎样使招，只要咬紧牙关，坚持十二个小时拒不供述就万事大吉了。如何在犯罪分子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成了对我们反贪干警的严峻考验。笔者在全面收集证据，以证定案的实践工作中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敢字当头，知难而上
我们在办理焦作市金科尔集团票房开票员王某特大贪污犯罪一案中深深体会到了敢字当头、知难而上、多点出击、破获案件的乐趣。
王某自任开票员四年多的时间里，采取虚开销煤发票的手段，伙同一些煤贩子内外勾结，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王某虚开的销煤发票从开始的几百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最疯狂的一笔底联、记帐联为1吨，提货联为300吨，一张票虚开80000余元，除给煤贩子留下10000元外，其余70000多元全部被王某占有。案发后，承办人员深入金科尔集团，通过一周秘密调查，在掌握了内线提供的王某虚开一张5000元的销煤发票的犯罪证据后，为避免打草惊蛇，造成王某逃跑，适时将王某通知到案，在十二个小时的询问中，王某根本不把承办人放在眼里，态度极为蛮横，摘录一段询问笔录足以为证：
？王某，你在任金科尔集团开票员过程中，是否有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行为。
：我确实贪污了，我贪污的钱足够我一辈子享用，有本事你们查下去。这些年来，我所开出发票的存根论麻袋计算，虚开的提货联都在我的一帮铁哥们手中，他们早已销毁了，趁早放我走，否则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王某挑衅性的语言使得办案人员义备填鹰，为扩大战果，果断地对王某立案侦查，并提请逮捕。艰难的侦查工作开始了，四年多的发票票根达七麻袋之多，当时的四名开票员三人姓王，王某一贯模仿其他“二王”的笔体开票，哪一张发票中的“王”字为王某所写难以辩认，更谈不上哪一张是王某虚开的票了。查了近二十天，一无所获。多数办案人员沉不住气了，这时我们及时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但牢骚话居多。有的说：“二十天了，如果是其它案件早结了，这样浪费时间不一定有收获”。还有的说：“就王某贪污5000元的犯罪事实起码是不诉，也是个有罪处理”……牢骚归牢骚，但一联想到王某那蔑视的眼神，大家立即“书归正传”，最后及时调整了侦查方向：存根对不上号，正面强攻不成，但虚开的提货单在煤贩子手中，是否真像王某所讲的那样都销毁了？迂回进攻，和煤贩子叫叫真咋样？大家立即分头行动，明查暗访，摸准了经常和王某吃喝、赌博的四名煤贩子的情况后，将他们同时通知到案，但均不供述。我们对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政策、法律和心理攻势：和国家人员勾结实施贪污的以共犯论，你们之间的那点事，相互之间都心知肚明，谁先说谁立功，谁后说谁从重。煤贩戚某第一个举手投降，不但将隐藏的王某虚开的提货单如数交出，而且还积极揭发其它三人的犯罪事实。当问到戚某为什么将虚开提货单完好无损地保存时，戚某说：“不但我好好保存，他们三人也会保存，因为王某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花天酒地，一名普通工人咋能消费得起，他的事早晚得发。我们多拉的煤卖的钱绝大多数被王某掠去，我们所剩无几，如果不将发票好好保存，将来我们说不清，跟着王某受连累。”初战告捷，我们乘胜追击，一举突破其它三名煤贩子。通过他们缴出的虚开的提货单再去对应存根联，获取了王某涉嫌贪污40多万元的犯罪证据。当然，这些证据的取得在看守所里羁押的王某是根本料想不到的。开庭时，王某仍然拒不供述，直到将四名煤贩子押上法庭作证时，王某才傻了眼，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将王某送去服刑前，笔者又专门见了王某一次，这时的王某全然一副斗败的公鸡相，他说：“我认为我做的天衣无逢，只要我不供述，你们想查清太难了，没想到你们没有被难住。我被判二十年是罪有应得，我敬佩你们的工作精神，同时对我的余生悲哀：人生才有几个十二年啊。”
二、充分利用再生证据
再生证据在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的证明作用十分重要，巧妙地取得行、受贿双方在案发后的“串供”的再生证据而定案是笔者的又一个体会。
1999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城关镇某村村民张某为达到当村长的目的，向派住该村兼任党支部书记的该镇妇联主任刘某行贿2.5万元。经分析认为，线索可查性大，且线条清楚。经主管检察长批准后，我们制定了正面进攻、直接接触行贿人的初查方案，首先将行贿人张某通知到案，没想到张某竹桶倒豆般将送给刘某2.5万元的事实全盘托出。张某说当时刘某拍胸脯许愿保证叫我当村长，虽然没有办成，但人家在镇里和村里其它干部中确实给我用了不少劲。根据张某的交待，我们不但了解到行贿过程是一对一，同时也了解到了张某是只狡猾的狐狸，正面接触他如果拒不供述难以结案，我们对张某作了大量的工作后，决定将刘某通知到案直切主题，如果刘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则立案侦查，如不供述，佯装攻不破，放他们回去“串供”。正如我们所料，刘某案后百般狡辩，拒不供述，将他放出后，张某按照我们的安排带上了微型录音机去找刘某“串供”了。
“刘主任，你是咋弄的，我给你的两万多块钱反贪局的人咋知道了，幸亏我嘴巴紧，否则可不得了。”
“老张，别紧张，你给我那2.5万元，只要你我不说，神仙也难断，明天我把那2.5万元取出来还给你。”
“刘主任，你把我张某看成啥人了，虽然事没办成，但你确实给咱用劲了，我咋能把钱重拿走？你留着吧，以后有机会再给我用劲吧。”
“老张，你真是个义气人，我没有看错你这个朋友，以后一旦有机会我绝对会再给你用劲的。”
“刘主任，这样吧，我打个借条‘借到你2.5万元’，你再给我打个条‘还2.5万元’，没有人问则罢，有人问这事你把借条拿出来，就说是我借你的钱，又还你了。”
认为万无一失的刘某晚上着实睡了一个好觉，但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又被通知到案，刘某出门前不失时机地带上了那张“借条”。到案后，他假惺惺地对自己昨天的行为检讨，说：“昨天我对检察机关说假话了，张某确实给过我2.5万元，但那是还他以前借我的款。”说罢把“借条”拿出来，办案人员不慌不忙地出示“还款条”，说：“张主任，你看看这是啥？”同时播放了录音机的“精彩对白”，张某在铁的再生证据面前耷拉下了脑袋。
三、科学论断，铁证合围
乔某，男，40岁，原任县自来水公司经理，因涉嫌贪污1.2万元且拒不供述，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97年，乔某任自来水公司经理期间，让包工头李某为自家盖房子，工价为1.2万元。房子盖成后，未付工价，又将自来水公司的一些工程叫李某承建，二人商量好工程造价为13.6万元。李某在施工过程中数次将13.6万元取走，时隔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乔某打电话叫李某去他家结算盖房的工价。李某到乔家后只有乔某一人在家，乔某先给李某1.2万元，对李某说：“你再给我打个取到工程款1.2万元的条吧”。李某心领神会地照办了，又开出了一张14.8万元的工程发票。事后，乔某将李某打的公司工程款13.6万元和自家的建房款1.2万元共14.8万元，一并拿到自来水公司财务入帐报销，并取走现金14.8万元。案发后，通过对李某说服教育，如实供述了发案经过，但乔某“辩解”到：“公司的工程不大，所以也没有签合同，结束后按工程量付给李某工程款14.8万元，并在经理办公会上通报过14.8万元工程款的事。”我们对时任的三名副经理调查后，均否认乔某在经理会上通报工程款的事，但由于李某打的1.2万元名目确为“工程款”，公私不分，一时难以定案，我们研究后，决定将李某在自来水公司所承建工程交县审计局工程质量审计中心定额。办案人员和审计人员一同对李某在自来水公司的工程进行现场勘验，依照计（取）费标准作出科学计算后，工程造价为13.5万元。法庭上当审判长庄严地宣布乔某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后十日内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时，乔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我不上诉。”

河南“彭宇”案：媒体报道应重证据讲客观

戚谦


　　被媒体称为河南“彭宇”案的被告李凯强已经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尚未生效。

　　简单回顾一下半个月以来，媒体面对此事的不同反应，或许能让我们洞察媒体舆论监督的是与非。媒体声音是否客观，是否让当事人双方都发出了本该发出的声音，是否进行了不适当的“屏蔽”与“过滤”？

　　2010年1月8日，郑州某报以《“路上有老人摔倒你敢扶吗？”“南京彭宇案”可能出现郑州版，法院判扶起老人的19岁小伙赔偿7万多元》的醒目标题刊发了报道。

　　该报道刊发了被告李凯强的版本一“我是看她摔倒了，过去扶她起来”和原告宋林的版本二“我不会讹人”。

　　据报道，李凯强称：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感觉后面有东西蹭上他的车了，我毫不犹豫地过去扶她。

　　而宋林称：李凯强车后座上还带一女的，违反禁行规定超速急行，他的车把狠狠地撞到了她的腰部，将其连人带车撞倒在地，上身就压靠在车前轮上，将电动车车轮挤得紧靠柱子西北侧，当时电动车没法走了。李凯强和同行的女的从车上下来后，女的将压在我腿上的自行车搬起，向西北推了有3米多远。李凯强随后连拖带扯将她移向偏西北有2米多，又迅速驾驶电动车逃跑有10多米远，后被3个过路的给拦住了，李凯强才没有“逃走”。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是“活雷锋”还是“肇事者”》的报道中，李凯强承认双方发生了“相撞”，这个事实已经明确。这与没有发生相撞而主动上前帮扶倒地的基础事实不同。

　　从郑州某报报道的当事人陈述中明显看出，李凯强是否“救人”存在严重争议，尚无证据证明。郑州晚报尽管报道有当事双方的两种说法，但其《“路上有老人摔倒你敢扶吗？”“南京彭宇案”可能出现郑州版，法院判扶起老人的19岁小伙赔偿7万多元》的标题，已经擅自将事实定性为“是摔倒的”，还故意曲解认为“法院判扶起”。而实际上，法院只认定发生了交通事故，引用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无法查证”。

　　媒体的此次报道，给人的感觉，似乎事实就是李凯强去“救”宋林，而非宋林所说的“撞”人。另外，媒体记者居然“忽略”了宋林关于“真正”事故现场的“连拖带扯后试图逃走”说法，也没有去深入采访一下交警部门。同时，媒体将此事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相提并论，更是吸引眼球。

　　随后，该报道被不少网络媒体转载。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自然引发了不少人先入为主的“联想”，更让人概叹“好人难做”。

　　但是，也有不少媒体发出了相对客观的声音。

　　1月9日，新华社刊发《是“肇事者”还是“活雷锋” 郑州一交通事故判决案引争议》的文章，报道则较为客观。

　　中国青年报1月12日刊发署名文章《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只能制造矛盾》，认为“虽然不能排除个别情况下的‘碰瓷’和‘讹人’现象的发生，但一遇到类似情况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是‘助人为乐’，不知不觉地把对方假定为‘讹诈者’，并不是对待问题的理性方式”。

　　青年时报发表该报评论员翟春阳的《是什么让“彭宇案”谬种流传》评论文章，该文明确指出：“彭宇案”后，老人倒地没人扶，但到底是谁搞坏了世道人心？与其说是司法，不如说是媒体。不管是对彭宇案还是对李凯强案，媒体的报道都是选择性的，或倾向性的，而没有呈现全部的真相。在此需要质疑的是媒体的智慧，怎么会失去了最简单的判断能力；也许媒体并不低能，而是下意识里就存在着某种倾向性，倾向把这个事件写成“彭宇案”，而只有写成彭宇案，才足够吸引眼球。老人受伤，责任在谁？媒体报道给不出真相，然而却有意往“恩将仇报”、“好人没好报”上引。

　　为什么在这两个事件中，媒体和普通大众都倾向于站在彭宇以及李凯强一边，坚定地认定他们就是“做好事被冤枉”？这种坚定，似乎更多的缘于媒体报道先入为主，缺乏客观和全面，只以道德审判事实和法律，而摒弃了根本的证据。

　　伸张正义也好，行使公众知情权也罢，都不能仅仅依靠道德，而只能让证据说话。

　　李凯强案，是“活雷锋”还是“肇事者”？

　　真相受人期待，法律需要证据。


　　（作者：戚谦 ，开物律师集团（郑州）事务所律师，手机：13837159892，QQ律师网http://www.qqlawy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