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建筑市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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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249号）



　　《南京市促进清洁生产实施办法》已经2006年8月28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九月五日



南京市促进清洁生产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清洁生产，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单位以及从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综合经济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综合经济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清洁生产促进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与监督工作。区（县）发展和改革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主管部门）负责清洁生产实施的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清洁生产促进工作。



　　第五条　促进清洁生产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示范推广、分步实施、持续改进的原则。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促进清洁生产：

　　（一）落实国家有关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从事清洁生产；

　　（二）对清洁生产重点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优先办理项目备案手续，给予相应资金补助；

　　（三）对符合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的清洁生产项目，经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合格的，在排污费使用上给予支持；

　　（四）对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和实施清洁生产成效显著的企业，由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

第二章　清洁生产的推行





　　第七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清洁生产工作的领导，制定有利于清洁生产的政策措施，并将清洁生产工作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清洁生产的实施。



　　第八条　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保主管部门制定促进清洁生产工作计划，开展清洁生产宣传和培训，指导和推广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实施，并分别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九条　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应当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检查不达标的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会同有关部门对高能耗行业、企业加强监督，督促其采取节能措施，改进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技术，降低产品能耗；指导和协调清洁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定期检查强制回收产品和包装物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



　　第十条　环保主管部门应当在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要求企业优先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根据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结果，核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对未按规定提交审核报告和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发放临时排污许可证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根据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定期公布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企业名单。



　　第十一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将清洁生产纳入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规划，明确我市清洁生产的目标任务。



　　第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推进墙体材料革新，推广节能建筑，在建筑物的设计、施工和验收使用等环节，严格执行节能建筑标准。



　　第十三条　财政主管部门应当落实鼓励清洁生产的资金扶持政策，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用清洁生产产品以及节能型、节水型产品。



　　第十四条　科技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清洁生产的技术创新、清洁生产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



　　第十五条　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工业、农业、服务业用水以及城市生活、公共用水效率和重复利用率。



　　第十六条　农林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等环节的清洁生产管理，逐步实现农村垃圾的集中处置；组织实施农村清洁能源工程，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以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



　　第十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纳入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督体系，并作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将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结果作为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交通、市政公用、环保、公安、农林等相关部门应当鼓励发展使用清洁燃料的节能型交通运输工具，限期改造超过国家能耗标准的交通运输工具，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交通运输工具。



　　第二十条　卫生、环保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分工，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作用，建立清洁生产服务体系，为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技术开发与推广、信息咨询、宣传培训等提供服务。

第三章　清洁生产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　清洁生产的实施应当以企业为主体，以工业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农业、建筑业、旅游业以及医疗卫生、商贸服务等行业。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将清洁生产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制定清洁生产实施方案，明确清洁生产目标，制定清洁生产管理制度，明确清洁生产实施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



　　第二十四条　企业在建设施工、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应当采取下列清洁生产措施：

　　（一）采用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原料，替代毒性大、危害严重的原料；

　　（二）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工艺和设备，替代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产生量多的工艺和设备；

　　（三）采用能够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防治技术；

　　（四）对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废水和余热余压等进行综合利用或者循环使用；

　　（五）对施工场地和生产场地进行标准化管理，控制废弃物产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六）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降低包装材料占产品价值的比例。生产和销售列入强制回收目录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必须按照规定进行回收。



　　第二十五条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依据国家公布的《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和其他相关技术目录，在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间隔期限内，完成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方案。



　　第二十六条　企业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应当进行清洁生产的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资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较大的冶金、石化、医药、电力、建材等清洁生产重点企业应当进行清洁生产的分析论证，并报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企业可以按照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自愿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第二十八条　农业生产者应当改进种植和养殖技术，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保证农产品和农业环境安全。



　　第二十九条　餐饮、娱乐、宾馆、旅游景区、医院等服务性企业应当积极采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技术、设备和消费品，使用清洁洗涤剂和清洁燃料，减少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

　　医疗废物应当实行集中无害化处置，并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准和规范。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储存、处置。

第四章　清洁生产的审核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清洁生产审核，是指通过技术、经济和环境可行性分析，找出企业生产和服务活动中能耗高、物耗高和污染重的原因，提出降低能耗、物耗，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以及废物产生的方案，进而选定清洁生产实施方案的过程。

　　清洁生产审核分为强制性审核和自愿性审核。



　　第三十一条　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包括核电设施和军工核设施），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企业；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核定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

　　（三）使用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原料、物质进行生产的企业；

　　（四）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



　　第三十二条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属于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环保主管部门提出，会同综合经济主管部门确定；属于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提出，由环保主管部门会同综合经济主管部门确定。确定的企业名单应当书面通知企业，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布。



　　第三十三条　列入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一年内，将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上报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报告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第三十四条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审核结果达到国家一级水平的，两次审核间隔时间为四年；达到国家二级水平的，两次审核间隔时间为三年；达到国家三级水平的，两次审核间隔时间为两年；达不到清洁生产指标等级的，两次审核间隔时间为一年。



　　第三十五条　环保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综合经济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对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监管，督促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任务。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外的企业，可以自愿组织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可以向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上报清洁生产审核计划。



　　第三十七条　清洁生产审核应当以企业自行组织开展为主；不具备自行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能力的企业，可以委托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协助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第三十八条　自行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独立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能力：

　　（一）有从事清洁生产的责任部门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建立清洁生产审核的岗位管理制度；

　　（二）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有五名以上经市级以上培训合格的清洁生产审核人员，其中应当至少有一名具备高级职称的人员，并有五年以上从事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经验。实施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有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并经市级以上培训合格的清洁生产审核人员；

　　（三）能够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能量测试、环境测试分析数据和报告；

　　（四）具备编制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能力。



　　第三十九条　从事清洁生产审核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和相适应的工作条件；

　　（二）有两名以上高级职称、五名以上中级职称并经国家培训合格的清洁生产审核人员；

　　（三）能够分析、审核企业提供的技术报告、监测数据，独立完成工艺流程的技术分析，独立计算物料平衡和能量平衡，独立开展相关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和编写审核报告；

　　（四）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提供公平、公正、高效服务的制度和措施。



　　第四十条　自行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或者上报审核计划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组织、人员的基本情况报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和环保主管部门备案。

　　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后或者上报审核计划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机构的基本情况以及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服务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报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应当根据国家清洁生产审核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有关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标准或者要求进行，并如实编制和提供清洁生产审核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逾期未完成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方案的企业，由综合经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核定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企业，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由环保主管部门会同综合经济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原料、物质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由环保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自行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或者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不按照规定内容、程序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报告的，由综合经济主管部门会同环保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公布其名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行政主管部门和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的商业秘密；对泄漏企业商业秘密造成企业经济损失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八条　综合经济主管部门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一、物件致害责任立法体例的比较与选择

　　在现代侵权法上，因物引起的责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与一般过错侵权责任并驾齐驱，甚至有凌驾其上的趋势。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种立法例供立法者选择：一是“一般条款+部分列举”的模式。这一立法例的典型是《法国民法典》。这一立法模式的特点是，在民法典中设有涵盖所有物的损害的一般条款，外加部分类型的列举，并且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发展起危险物致害、产品致害等类型。二是“部分列举”的模式。这一立法例的代表是德国法、日本法和英美法。这一立法模式的特点是，在民法典(或成文法律汇编)中，没有设立涵盖所有物的损害的一般条款，只对特定类型的物引起的损害进行部分列举，除了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动产，其他所有类型的动产致害均视为“人的行为”，适用一般过错侵权责任来处理。三是“一般条款+完全列举”的模式。这一立法例的代表是埃塞俄比亚法。这一立法例的特点是，在民法典中设有关于物的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并且对各种类型的物的损害责任进行了全部列举，涵盖了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四是“完全列举”的模式。这一立法例的代表是荷兰法。这一立法例的特点是，在民法典中未设立因物引起的损害的一般条款，只对全部类型的物的损害责任进行周延性列举。

　　综观四种立法例，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是否设立关于物的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二为对危险物、动物、产品、机动车以外的动产致害责任的思考进路。中国的立法者最终选择了法典化的进路，对因物引起的损害责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分别规定了产品责任、机动车责任、危险物致害责任、动物致害责任和物件致害责任五种类型的物的损害责任。从整体上看，《侵权责任法》借鉴了《荷兰民法典》的做法，大体上采取了“完全列举”的立法模式。本文所讨论的物件致害责任，是这种“完全列举”体系中的一部分。这里的“物件”，是狭义上的物，特指机动车、产品、危险物、动物以外的普通无生命物。结合《侵权责任法》中其他类型的物的责任，可以概括出物件致害责任的主要特色：

　　第一，无一般条款的物件致害责任。首先，整部《侵权责任法》缺少关于物的损害责任的一般条款，即所谓“大”的一般条款，第6条第2款和第7条虽然分别规定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却是关于归责原则的规定，对物的损害责任没有统领作用。其次，第十一章缺少关于物件致害责任的一般条款，即所谓“小”的一般条款，第85条至第91条是完全并列的关系，每一条文分别对应特定的物件。从物件的类型来看，没有一种物件能够承载像《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087条“兜底条款”那样的扩充功能。其结果，将导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物件致害责任是一个封闭、有限的系统，法官无法通过扩展适用的方式吸纳和确立新的物件致害责任类型。因此，当涉及光辐射、排放烟尘、有害气体、不良异味等不可量物侵害时，只能通过适用一般过错侵权责任来处理。易言之，至少在物件致害行为上，侵权责任法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通过第6条过错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来实现的。

　　第二，责任程度较低的严格责任。与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同，产品致害、危险物致害、动物致害和物件致害是几种典型因物引起的特殊侵权行为，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因物的种类和危险性的不同，特殊侵权责任的严苛性也有所不同：产品责任、危险物致害责任和动物致害责任为程度较高的严格责任，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物件致害责任为程度较低的严格责任，原则上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这意味着在诸多问题的解析上，物件致害责任应有别于其他物的损害责任。

　　第三，严格区分“人的行为”和“物件的行为”。《侵权责任法》将动产和不动产(建筑物或者工作物)放在一起单独规定，可谓是当代侵权法立法例之一大创新，尤其是堆放物、障碍物、地下设施的明文规定，更是引领先河之举。在动产致害能否作为物的损害的问题上，各国态度迥异，许多国家始终犹豫不决，担心人的行为和物的行为容易混淆，很难区分，盖因“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个人的行为不涉及有体物而被认为是危险行为的情况”。拒绝设立物件致害的一般条款，无疑体现了侵权责任法立法者审慎的态度。但无论如何，物件致害行为与人的行为仍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样的划分有着法制史和法律逻辑的理论支持。总之，只有因物本身的结构、状态或者变化引起的致害，才能适用物件致害责任，否则只能成立一般过错侵权行为。

　　二、物件致害责任体系的内部层次

　　具体到物件致害责任内部，第85条至第91条7个条文之间并非简单罗列的关系，而是相互解释和印证的关系。根据条文用语和文字表述的差异，物件致害责任可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为抛掷物致害责任。抛掷物致害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补偿责任是从《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公平责任引申出来的概念，它强调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基于损失分担的精神，无须对受害人的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只须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补偿即可。虽说补偿责任的数额是由法官酌情裁量得出的，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标准。原则上，补偿责任是以受害人的损害大小为基准予以适度扣减得出的。

　　至于抛掷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仅依第87条之文义，无法判断。抛掷物致害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行为人不论有无过错均须依照法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但问题是，一旦认定行为人做出了加害行为，是真正的加害人，就得按照一般侵权行为规范来处理，便不再适用抛掷物致害责任。而根据一般侵权行为规则，行为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无过错责任原则显然断绝了这一可能性。据此，可以断言无过错责任原则与抛掷物致害责任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因此，抛掷物致害责任应当采取过错推定原则，与物件致害责任采取过错推定原则的做法保持一致。

　　第二层次为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责任、堆放物致害责任和树木致害责任。较之抛掷物致害责任，这三种责任是程度稍重的责任类型。由于都使用了“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统一句式，故可做相同的解释。三种类型的责任采用了最典型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过错的判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和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除一般注意义务以外，还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智力、经验等主观因素。难点在于对第88条堆放物致害责任中的“堆放人”的理解。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堆放人”是指实际堆放物品、造成堆放物品潜在倒塌危险的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堆放人”是指实际支配和控制堆放物品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两种意义上的“堆放人”通常是重合的，但在例外情况下可能发生分离。此时，导致堆放物有瑕疵的是前一主体，保有堆放物的是后一主体。因违反物件管领义务是承担物件致害责任的最终依据，只有对物件有管领义务的人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所以，后一观点最符合物件致害责任的精神。而且，对比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责任和树木致害责任的条文，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责任主体都包括“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将“堆放人”理解为倒塌的堆放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前后逻辑也更为顺畅。

　　第三层次为地下设施致害责任。与树木、堆放物等易见物相比，地下设施致害的隐蔽性更强、危险性更大，责任也更为严格。主要表现在对过错的认定采取了完全客观的标准。第91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了施工地下设施致害责任和普通地下设施致害责任。对于前者，施工人的管领义务是“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施工人不仅要同时履行两种注意义务，二者缺一均推定过错成立，而且在效果上要达到足以保护他人的程度。对于后者，管理人的管领义务是“尽到管理职责”，依据“善良管理人”、“一般理性人”等客观化标准进行判断。从责任人无过错免责的证明标准来看，地下设施致害责任明显高于树木、堆放物等致害责任。这表明了立法者轻重不同的价值判断，藉此彰显物件危险性愈高责任愈严格的立法理念。

　　第四层次为障碍物致害责任。这一责任是障碍物设置人的直接责任和公共道路管理人的补充责任的结合，责任的严苛性集中表现在责任主体的多重性上。第89条并没有明确障碍物致害的责任形态，但从责任主体———“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表述来看，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法者既不使用“道路管理人”的称谓，也不采用“障碍物设置人”的术语，而是做出了有别于本章其他条文的模糊性的文字表达，由此很难得出单一责任主体的结论。只要联系《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就会发现障碍物致害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公共道路管理人是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障碍物设置人是造成他人损害的第三人。公共道路管理人的管领义务是确保道路的顺畅，而障碍物设置人的管领义务则是以适当方式处置物品。类推适用第37条的规则，障碍物设置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因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指公共道路管理人和障碍物设置人。同时，鉴于障碍物致害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同质性，其归责原则也应划分为两种情形：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障碍物设置人承担的则是过错责任。

　　第五层次为建筑物等倒塌责任。这是物件致害责任中最严格的责任类型，其主要特征是连带责任。第86条第1款明确规定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是绕开了建筑物等的安全状态的直接控制人——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径直要求建筑物等的安全状态的间接控制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责任。从性质上看，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的责任仍属物件致害责任，与其他类型的物件致害责任不同之处仅在于责任主体是致害物的原保有人而非现保有人。这是立法者针对近年来社会上频繁发生的工程质量低下倒塌致害事件而专门设置的条款，属于公共政策的特别考量，其目的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建筑物等倒塌的严重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触及社会公众心理底线的不良现象。关于归责原则，笔者认为，虽然第86条第1款并未明确规定采取何种归责原则，而且从语言表达上看更接近于无过错责任的表述习惯，但依体系解释之规则，第86条第2款明确规定倒塌事故可归因于其他责任人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推断出只要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就无须承担责任。可见，建筑物等倒塌责任应理解为过错推定责任，不能为了增强其救济力、便利其赔偿性，就矫枉过正，界定为无过错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在发生倒塌致害时，受害人可以根据第86条第1款选择以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为被告，也可根据该条第二款选择其他责任人为被告。但其他责任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与建筑物等脱落坠落致害责任无异，不属于第五层次的物件致害责任范畴。

　　三、解释论下物件致害责任的重点疑难问题

　　（一）物件损害行为：单一还是复数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中，“物件损害责任”或者说“物件”侵权恐怕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从立法规定上看，人们看到的是并列着的散乱规定，不同条文所体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归责原理等彼此差异较大，“一般”与“特别”层层叠叠，较难理出次序，有些像英美法中的复数侵权行为(torts)，而非单一的由物件引发的单一侵权行为(tort)。

　　《侵权责任法》能否完全取代《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尚有疑问。《侵权责任法》放弃比较法上较为常见的土地工作物“设置或保管有欠缺(瑕疵)”之类概括力较强的措辞，转而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脱落、坠落”、“倒塌”、“抛掷”、“堆放、倾倒、遗撒”、“折断”等更为具象的损害发生事由，无疑也是使得这一章看起来更像是对复数侵权行为(torts)的规定。具象有具象的好处，但也有散乱而乏概括力的弱点，欠缺体系整合性，并且很可能产生规范漏洞。前文提到的道路管理瑕疵问题，便难以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仍有必要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在对我国的物件损害责任进行体系化时，可以考虑将《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作为一般规定，将《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诸种复数侵权行为(torts)作为特别规定，并且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保留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则。

　　(二)物件致害责任主体的确定

　　《侵权责任法》第90条规定了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来承担责任，物件致害责任一章其他条文所规定的“使用人”、“堆放人”、“施工人”或者“管理人”，虽各有不同，但都暗含着指向致害物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意思。如何正确理解所有人和管理人的关系，成为认定保有人的关键。在正常状态下，如果所有人不是管理人，就不承担责任，而由管理人承担，对此学界没有太大异议。但在非常状态下，如保有状态不明、管理人赔偿不足、管理人无法确定时，上述规则是否成立，就颇有争议。主要意见有二：一是所有人和管理人是共同保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在对外关系上，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管理人是第一保有人，所有人是第二保有人，管理人承担直接责任，所有人承担补充责任。笔者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作为法定的特殊责任形态，在《侵权责任法》中的扩展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应随意解释。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侵权责任法》对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定都采用了“向……请求赔偿”和“有权向……追偿”相结合的句式(第43条、第83条)，而物件致害责任中采用的句式是“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做相同解释难度甚大。类似的，《侵权责任法》对补充责任的规定要么是明文规定(第34条、第37条、第40条)，要么是采用“不足部分由……赔偿”的句式(第32条)，和物件致害责任中“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表述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将物件致害责任理解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不符合体系解释的基本规则。既然立法者使用了“或”字而非“和”字，就已充分表明了立法者的立场，而且依“或”之基本文义，应理解为选择的意思。故在确定物件保有人时，所有人和管理人只能二者择一，既不能同时作为保有人，也不能先后作为保有人。换言之，物件致害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单一保有人，承担单独责任。另外建议，物件致害责任主体的确定可遵循以下规则： (1)物件保有人原则上是所有人； (2)所有人和管理人不一致时，以实际支配和控制物件的管理人为保有人； (3)管理权限不明、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为善意第三人知晓的，应当推定所有人为保有人，管理人不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惟有如此，才能敦促当事人积极明晰管理权限，善尽注意义务，最大程度上降低损害风险。

　　(三)抛掷物致害的责任形态

　　抛掷物致害责任是物件致害责任中最为特殊的一种类型，其究竟采取何种责任形态，依《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字义无从判断。对此，主要有两种做法：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侵权责任法》第87条没有明确抛掷物致害责任的具体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在此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取向上窥见一二。连带责任作为最严厉的侵权责任形态，是“对自己行为负责”之传统民法伦理的例外，其适用奉行“法无明文规定不连带”之原则，严格禁止类推扩展适用。从《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10条的规定来看，只有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才能产生连带责任的后果，而且，第13条关于连带责任效力的规定做了“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限定，都说明了连带责任适用的法定性。共同侵权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的共通点在于存在数个侵权行为。然而，抛掷物致害只有一个侵权行为，除了真正实施侵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外，其他使用人承担责任的基础都是推定的行为，要实现二者的顺利对接显得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者在抛掷物致害责任的正当性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仍然力排众议将其纳入《侵权责任法》，势必会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做出一定的妥协，将赔偿责任改成补偿责任就是重要的体现。既然受害人连足额的赔偿都无法获得，更遑论要求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将抛掷物致害责任理解为平均分担的按份责任无疑最符合立法的初衷。

　　(四)第三人过错在物件致害责任中的适用

　　第三人过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对当代世界侵权立法例之一大贡献。第28条规定：“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关于第三人过错的一般规定，其立法原型是《民法通则》第127条，有学者认为该条强调第三人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可以导致加害人免责。但笔者认为，对《侵权责任法》第28条的适用范围应做广义解释，还应包括第三人过错并非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的情形。物件致害责任一章对第三人过错的适用未做特别的规定，具体规则隐晦不明，需做进一步解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侵权责任法》第83条对第三人过错在动物致害责任中的适用做了特别的规定，动物保有人和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最终责任人是有过错的第三人，第三人过错不能成为动物保有人的抗辩事由。依相反解释之规则，物件致害责任一章无此规定，不能认定物件保有人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根据第三人过错抗辩设立的目的，第三人必须对受害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这样就排除了物件保有人先行承担直接责任、事后向第三人追偿的方式。故此，物件保有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 (1)物件保有人承担补充责任，即有过错的第三人在其过错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保有人承担补充责任。此时，物件保有人仅享有赔偿顺位上的抗辩，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果，这与《侵权责任法》第三章标题“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所提示的第三人过错之法律效力是相悖的。因此，这一做法实不足取。(2)物件保有人和第三人承担按份责任，即有过错的第三人与物件保有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依其过错和原因力大小进行责任分担。这一做法，在客观上产生了减轻保有人责任的效果，对实现保有人与第三人的利益衡平十分有利，受到学界的赞许。

　　值得一提的是，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已有相关司法判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吴文景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致害树木的保有人牛姆林公司和康健旅行社的行为构成“间接结合”的侵权行为，并依照双方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计算各自承担的责任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上阐明了该案的裁判要旨，重申了物件保有人(树木保有人牛姆林公司)和第三人(康健旅行社)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则，颇具启发性。可见，物件保有人和有过错的第三人承担按份责任的做法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004)第2条关于“间接结合”侵权行为的规定，对实现审判经验积累的连续性和司法裁判的前后统一性有着积极的意义。依解释论之规则，第三人过错在物件致害责任中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第12条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