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林业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物价局关于转发《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8 08:34:07 浏览: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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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林业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物价局关于转发《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林业局等
北京市林业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物价局关于转发《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
北京市林业局等
各区县林业（农林）局、财政局、物价局：
现将国务院批准，林业部、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布的《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根据《收费办法》第四条规定，现对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作如下规定：
一、经市林业局批准捕捉、猎捕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捕捉、猎捕者按规定的标准向市林业局缴纳资源保护管理费。
二、经所在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捕捉、猎捕本市一般保护野生动物或其它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捕捉、猎捕者按规定的标准向所在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三、经批准出售、收购、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由所在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以下标准向供货方收取资源保护管理费。
1．属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成交额的6％收取。
2．属非国家和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成交额的4％收取。
3．利用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在国外举办表演、展览等活动，由市林业局按其纯收入的20％向国内承办单位收取（不包括赠款和募款）。
四、违法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除依照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外，还要按收费标准的2－5倍由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补收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五、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属行政性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按行政性收费纳入予算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收费主要用于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事业。
附件：林业部 财政部 国家物价局关于发布《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的通知（林护字〔1992〕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和《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费收费标准》已于11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附一：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关于“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的规定，现将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规定如下：
一、凡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二、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按《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严格履行申报审批手续。
三、经批准捕捉、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林业部或其授权的单位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经批准猎捕、出售、收购、利用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
护管理费。其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如下：
（一）对批准捕捉、猎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向申请捕捉、猎捕者收费。
（二）对批准出售、收购、利用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8％向供货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对批准的出售、收购、利用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按其成交额的6％向供货方收费，对受货方不予收费。
（三）依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关于“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举办出国展览等活动的经济效益，主要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规定，对批准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在国外举办的表演、展览等活动，按其纯收入的50％向国内承办单位收费。
（四）外国人依法在中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研究、拍摄电影、录像或者从事狩猎，由林业部参照国际惯例制定具体收费办法。
（五）对以保护野生动物为目的的科学研究、资源调查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分工管理权限，分别经林业部、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酌情减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四、经营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收费环节、标准和办法，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物价、财政部门审定后执行。
五、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特许猎捕证，每核发一份特许猎捕证，收取工本费5元；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驯养繁殖许可证，每核发一份驯养繁殖许可证，收取工本费10元；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申请狩猎证，每核发一
份狩猎证，收取工本费5元。
六、非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除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外，还必须按本办法规定收费标准的2－5倍补收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七、《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林业部商国家物价局，财政部确定；《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规定的价值标准，由林业部确定。
八、收费单位应向指定的物价部门办领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九、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纳入财政专户储存。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要专款专用，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全部用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资源调查、宣传教育、驯养繁殖、科学研究等方面，不得用于发放奖金、搞基本建设、提高福利待遇或
挪作他用。
十、本办法自1993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二：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元／只）
蜂猴（所有种） 300
熊猴 1000
台湾猴 2000
豚尾猴 1000
叶猴（所有种） 5000
金丝猴（所有种） 50000
长臂猴（所有种） 8000
马来熊 2000
大熊猫 100000
紫貉 500
貉熊 1000
熊狸 1000
云豹 3000
豹 6000
虎 48000
雪豹 10000
亚洲象 50000
蒙古野驴 5000
西藏野驴 5000
野马 60000
野骆驼 50000
鼷鹿 500
黑麂 2000
白唇鹿 2000
坡鹿 6000
梅花鹿 3000
豚鹿 3000
麋鹿 6000
野牛 6000
野牦牛 6000
普氏原羚 3000
藏羚 2000
高鼻羚羊 6000
扭角羚 30000
台湾鬣羚 2000
赤斑羚 2000
塔尔羊 2000
北山羊 1000
河狸 3000
短尾信天翁 900
白腹军舰鸟 900
白鹳 1000
黑鹳 2000
朱■ 100000
中华秋沙鸭 10000
金雕 1000
白肩雕 1000
玉带海雕 2000
白尾海雕 2000
虎头海雕 2000
拟兀鹫 900
胡兀鹫 900
细嘴松鸡 500
斑尾楱鸡 500
雉鹑 400
四川山鹧鸪 400
海南山鹧鸪 400
黑头角雉 1000
红胸角雉 1000
灰腹角雉 1000
黄腹角雉 1000
虹雉（所有种） 2000
褐马鸡 2000
蓝鹇 2000
黑颈长尾雉 2000
白颈长尾雉 2000
黑长尾雉 2000
孔雀雉 2000
绿孔雀 1000
黑颈鹤 6000
白头鹤 2000
丹顶鹤 2000
白鹤 3000
赤颈鹤 6000
鸨（所有种） 3000
遗鸥 1000
四爪陆龟 2000
鳄蜥 3000
巨蜥 600
蟒 900
杨子鳄 3000
中华蛩蠊 900
金斑啄凤蝶 900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元／只）
短尾猴 250
猕猴 250
藏酉猴 250
穿山甲鲞 100
豺 500
黑熊 1500
棕熊（包括马熊） 1500
小熊猫 1500
石貂 250
黄喉貂 250
斑林狸 100
大灵猫 600
小灵猫 250
草原斑猫 250
荒漠猫 600
丛林猫 250
猞猁 1500
兔狲 250
金猫 900
渔猫 600
麝（所有种） 600
河麂 300
马鹿（包括白臀鹿） 1500
水鹿 600
驼鹿 700
黄羊 100
藏原羚 600
鹅喉羚 200
鬣羚 600
斑羚 600
岩羊 300
盘羊 900
海南兔 50
雪兔 50
塔里木兔 50
巨松鼠 100
角■■ 80
赤颈■■ 80
鹈鹕（所有种） 250
鲣鸟（所有种） 80
海鸬鹚 250
黑颈鸬鹚 250
黄嘴白鹭 50
岩鹭 50
海南虎斑■ 50
小苇■ 50
彩鹳 4500
白■ 600
黑■ 600
彩■ 600
白琵鹭 250
黑脸琵鹭 900
红胸黑雁 250
白额雁 80
天鹅（所有种） 80
鸳鸯 80
其它鹰类 200
隼科（所有种） 200
黑琴鸡 200
柳雷鸟 200
岩雷鸟 200
镰翅鸟 200
花尾榛鸡 80
雪鸡（所有种） 100
血雉 80
红腹角雉 200
藏马鸡 500
蓝马鸡 250
黑鹇 200
白鹇 80
原鸡 50
勺鸡 80
白冠长尾雉 250
锦鸡（所有种） 80
灰鹤 60
沙丘鹤 900
白枕鹤 900
蓑羽鹤 600
长脚秧鸡 50
姬田鸡 50
棕背田鸡 50
花田鸡 50
铜翅水雉 50
小杓鹬 50
小青脚鹬 50
灰燕■ 50
小鸥 50
黑浮鸥 50
黄嘴河燕鸥 50
黑嘴端凤头燕鸥 50
黑腹沙鸡 200
绿鸠（所有种） 80
黑鸠果鸠 80
皇鸠（所有种） 80
斑尾林鸽 80
鹃鸠（所有种） 80
鹦鹉（所有种） 80
鸦鹃（所有种） 50
■形目（所有种） 80
灰喉针尾雨燕 50
凤头雨燕 50
橙胸咬鹃 50
蓝耳翠鸟 50
鹳嘴翠鸟 50
黑胸蜂虎 50
绿喉蜂虎 50
犀鸟科（所有种） 200
白腹黑啄木鸟 50
阔嘴鸟科（所有种） 50
八色鸫科（所有种） 80
凹甲陆龟 200
大壁虎 50
虎纹蛙 50
伟铗■ 50
尖板曦箭蜓 50
宽纹北箭蜓 50
中华缺翅虫 50
墨脱缺翅虫 50
拉步甲 50
硕步甲 50
彩臂金龟（所有种） 50
叉犀金龟 50
双尾褐凤蝶 80
三尾褐凤蝶 80
中华虎凤蝶 80
阿波罗绢蝶 250
捕捉、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收费标准
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元／只）
狐 200
貉 100
狼 200
豹猫 100
果子狸 200
野猪 500
■■科（三种■■） 20
鹭科（三种白鹭） 20
燕■ 5
毛腿沙鸡 5
夜鹰 5
雨燕科（三种雨燕） 5
蓝翡翠 10
三宝鸟 10
啄木鸟（三种啄木鸟） 15
蚁■ 5
卷尾科（三种卷尾） 10
灰喜鹊 10
红嘴蓝鹊 10
寿带 10
本市一般保护野生动物
水麝■ 5
小麝■ 5
普通刺猬 5
蝙蝠（六种蝙蝠） 5
草兔 15
黄鼬 15
艾鼬 15
猪獾 150
狗獾 150
狍 300
鹭科（十种鹭科鸟类） 10
鸭科（五种雁） 50
（其它鸭科鸟类） 20
环颈雉 10
石鸡 10
鹌鹑 5
斑翅山鹑 5
岩鸽 5
杜鹃科（六种杜鹃） 5
戴胜 5
百灵科（云雀和其它三种百灵） 10
黑枕黄鹂 10
其它雀形目鸟类 2
蝮蛇 10
游蛇科（十一种游蛇） 10
东方铃蟾 1
蛙科（三种蛙） 1
其它野生动物
花鼠 5
岩松鼠 5
除啮齿目以外其它陆生野生动物 5
1994年9月22日
从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看当前法治建设
──兼谈司法改革时代我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
·邵东县人民法院 彭卓·
不久以前，笔者曾参与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并在审结后尝试着以旁观者的心态对这起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当然，由于这起案件极其普通，因而在技术层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论探讨的价值。但从另一意义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显得尤为典型，并进而使得对它的思考可以抽象为一种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状况的观照。遗憾的是，囿于笔者自身理论基础的贫乏，这种观照同样显得肤浅。如果要说还有些许意义的话，大概也仅止于思考后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几许尴尬、欣慰和希望吧。
下面，笔者将对这一案件的特点、经过及其相关社会背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笔墨介绍与该案有关的背景因素，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本文所欲探讨的主题：当前我国社会中法治观念的发展状况及其缺憾。同时，为了将该案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个别因素剥离开来，以便使下文中对这一个案的思考更具空间上的代表性，笔者以该案所涉及的全部参与者均将以“Ａ、Ｂ、Ｃ、Ｄ……”等符号代表称，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带来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处，请予以谅解。
一、纠纷的发生及案件审理情况
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纠纷。地点在Ｂ村。Ｂ村是其所属的Ａ镇镇治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所驻地。由于距县城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讯而言，Ｂ村并不显得闭塞，而就经济发展而言，Ｂ村因众多家庭承包经营户纷纷从事钢球的加工、生产，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钢球专业村”，其业务触角远及全国各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下，Ｂ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说是还处于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这一类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也因其在Ｂ村的传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仅仅是使村民们感到新鲜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Ｂ村的村级管理机构一直以工作严谨闻名，其基层调解工作更是屡受表彰，被公认为是农村调解工作的典范。就此，Ａ镇分管司法的一位镇政府官员曾这样评价，Ｂ村工作确实搞得好，历年来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间纠纷经村委会调解未成，而诉求至司法所调解或诉至法院）。
本案原告Ｃ及被告Ｅ（男）、Ｆ（女）（Ｅ、Ｆ系夫妻关系）均为Ｂ村村民。Ｃ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为Ｂ村电管员，负责村内部分电费的收缴。2000年10月6日，Ｃ与被告Ｅ、Ｆ因收电费一事发生争执。 双方互相辱骂中Ｃ骂了Ｆ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风不正派）。此时Ｅ、Ｆ即上前殴打Ｃ，并致Ｃ多处软组织挫伤。后经治疗Ｃ用去医疗费500元。
纠纷发生后，Ｂ村村委会即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调解。后村委会提出如下调解方案：Ｅ、Ｆ谩骂且殴打Ｃ致伤，后负赔偿责任；Ｃ辱骂Ｆ引起纠纷扩大，应自负部分责任。故Ｃ的医疗费由Ｅ、Ｆ负350元， 其余由Ｃ自负。在Ｃ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况下，Ｆ提出，Ｂ村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系由村党支部制订和公布，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规定，凡辱骂她人为“偷人婆”者，由村委会处罚款200元。故应罚Ｃ200元，否则Ｆ将不同意调解方案。Ｂ村村委会成员均表示Ｆ的意见可予采纳，由此导致Ｃ的不满。调解未成。
其后，Ｃ即委托年轻的律师Ｄ（生于1969年，自学考试获得法律专业大专文凭，1997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现在县城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已满３年）为其委托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Ｆ也委托了Ｇ（生于1955年，因原在县司法局工作而经授予取得律师资格，现在县城某律师事务所从业14年）为其委托代理人应诉，并以Ｃ辱骂其构成名誉侵权为由提起反诉。开庭审理后，法官当庭提出如下调解方案：由Ｅ、Ｆ共同赔偿Ｃ医疗费350元； Ｃ放弃其其余诉讼请求；Ｆ撤回其反诉。对于所谓的“罚款”，法官是这样表态的：这是村委会与Ｃ的事，与Ｃ、Ｅ、Ｆ的诉讼无关。该调解方案随即得到双方当事人同意。遂达成调解协议。
由于诉讼前Ｂ村村委会就此纠纷进行的调解均有详细的笔录，且双方律师因循其所熟识的办案流程而为本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工作。故而就事实建构而言，这起案件并不复杂。其中的法律运作包括实体法.程序法的选择适用亦颇为简单。从调解协议被毫无阻力地迅即达成一事可推知，案件当事人其实在对实体结果的预期上，亦是基本一致的。其争议仅仅在于上文所提及的所谓“罚款”的运用上。争议的案值极少，于是便反衬了本案诉讼各方成本投入的相对巨大。据事后调查，原告Ｃ为此案支付了诉讼费300元，律师费800元。被告Ｅ、Ｆ为此案所作的经济投入同样是不遗余力的：诉讼费300元，反诉费300元，律师费1000元。因而，如果说这一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何特别之处的话，便是这种争议标的的细微与诉讼投入的巨大之间的反差了。由此生发的疑问不由令人反复地对其持久“凝视”，以求获得合理的解释。于是，在这种反复的“凝视”中，本案中各方参与者扭结 的心态开始一一展开。并且，在条分缕析后，坦率地讲，作为一个法律职业者，由此的感受确实显得略微沉重。
二、对案件参加者不同法治观念的剖析
在法律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大概已没有太多的法律人会怀疑，法治及其运作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有机体。一个社会对诉讼目的的主流理解，其实决定了这个社会法律设计上的走向，也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内容及其实现。我国古代的韩非子曾认为“法者，定分止争也”，从中国几千年的司法实践上看，诉讼的功用似乎更多地被定位于“止争”，即社会不和谐状态的解决和回复。相向而行的是，西方社会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为权利而斗争”已成为其法治追求的价值座标。两大思想体系的碰撞曾直接导致了法学上不同价值取向的分歧。从对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条件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分歧伴随法的运用，伴随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社会关系的结合，也日益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不自觉地展开。
在Ｆ的委托代理人律师Ｇ看来，诉讼的目的应当是追求被损害利益的救济。在法庭辩论中，他曾这样评价这起案件：“这是我执业以来，争议标的最小的几个案件之一，我认为对双方而言都不合算，所以也觉得好笑。”无疑，在律师Ｇ看来，诉讼同样受经济规律制约，应当考虑投入和产出，即费效比。而客观上，从本案中Ｃ、Ｅ、Ｇ各处的投入和由此而得的利益上考量，此种诉讼显然确然“不合算”。
但在律师Ｄ看来，原告Ｃ的起诉，甚至于Ｆ的反诉，都不应当仅仅用眼前的利益得失来衡量其意义。Ｃ和Ｆ都是基于其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而通过诉讼在进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寻求是非曲直，也就是寻求公正、正义的实现。也许Ｃ和Ｆ还没有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这样的定性。”（律师Ｄ言）
相较而言，Ｃ、Ｅ、Ｆ因其文化水平和知识的欠缺，他们对这起起诉讼的理解显然要朦胧得多。心态更为复杂。Ｃ曾说“只所以要起诉，是因为村里处理不好。”仔细地分析可知，“村里处理不好”，是因为作为基层权力延伸的末梢──村委会对此类纠纷并没有强制的调解权。诉诸法律，自然是寻求国家审判权的代表──法院对其主张的认可。而法院对其主张的评价。较之村委会在调解中作出的对其主张的评价，其优越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国家强制力以保障贯彻和实现。由此可知，Ｃ在权利纷争不能解决时选择诉讼途径，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寻求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而对于这起诉讼是否“合算”，Ｃ亦坦言：“钱是小事，主要是争口气。”显然，“争口气”几乎就是Ｃ希望其人格权利在与Ｅ、Ｆ的斗争中得受尊重和保护这一愿望的直接表白。
Ｅ、Ｆ在起诉讼中扮演的是两个相对被动的角色。在村委会调解中他们自觉到场参加，在法院传唤后也到庭应诉，这都反映了他们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两种权利的畏惧。但即便是畏惧，也是有所区别的。对于不同权利背景的这两个机构所提出的几乎是同样的调解方案，Ｆ向村委会说了“不”，但面对法院却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是法律的力量使然吗？显然不。两种权利间的差别同样在于：法院的评价是具有强制力保证的。因此，Ｅ和Ｆ在村委会调解中可以固执己见，以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在法庭内，Ｅ和Ｆ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因为固执己见，他们极可能面临国家强制力所保障着的更为不利的结果。
而Ｆ以名誉侵权为由提出反诉，似乎更多地应当从Ｇ律师指导下的诉讼技巧上寻找原因，但同样不可否认，Ｆ的反诉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人格权利的一种强调。显然，在权利的捍卫和金钱的支出中，Ｆ与Ｃ一样都选择了前者。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起案件的案外人，某乡村法律工作者Ｃ基层中不具有律师资格但经常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谓“土律师”Ｊ就此案也发表了与律师Ｇ相似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以上的分析或许有某些武断之处，但毕竟真实地构画出了当前我国社会中几种不同法治观念的差异。这应当追溯到Ｃ、Ｅ、Ｄ、Ｇ等人各自不同的知识技能、职业背景和社会阅历中去。律师Ｇ和法律工作者Ｊ都不曾系统地学习过法学理论。他们对法律的认知直接开始于对具体法律规则、条文的学习，从事法律实务更多地也是依赖于长期实践中的感知和经验。因而，在律师Ｇ和法律工作者Ｊ看来，法律是一门技艺或谋生的手段，是一项通过对制度和规则的演变、适用，以支配社会权力资源的方法。他们对理想状态的法的要求仅在于： 法的规定、原则和体系符合严密的逻辑，司法程序符合理性化的要求，使法律具有可预测性、可计算性。这种可预测性，可计算性的结果并拥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而能够使人趋利避害，并最终达到调整社会的目的。这些，Ｅ代表了“工具理性”的追求。但成文法自有其局限性，也就是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成文法不可能作到对现实生活无一遗漏的规范。在这一点上，律师Ｇ、法律工作者Ｊ同其他纯粹“工具理性”论者一样，都将走入误区。
律师Ｄ在现代法治文化已开始飞速发展的九十年代初选择了以律师为其职业。他对法学理论的学习虽不能说是良好，但毕竟还算系统。在为应付律师资格考试所进行的学习中，律师Ｄ对“法律是一门博大的科学”这一论断有了实在的体会。因此，律师Ｄ很自然地把Ｃ和Ｆ的诉求理解为“为权利而斗争”，并将他们诉讼的终极目的视为“不自觉的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在律师Ｄ看来，法治社会的法首先应当是良法，即法律、规章、制度应当是从终极价值公理中演绎出来的，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例如律师Ｄ就曾指出：“村委会所谓‘村规民约’中的‘罚款’，不谈其是否违反行政处罚法，单讲这种规定本身就是恶法”。因为从本案的运用上看，它极不公平。律师Ｄ还认为，法律应当有其独立的力量，而不需要借助于其他因素来维持其尊严。法律本身的力量就在于社会公众“法律至上”信念的形成。在“法律至上”的信念之下，司法官员的法忠诚感和公众的法信赖感即是法律本身的力量。在本案中，当事人Ｃ、Ｅ、Ｆ所依赖和戒惧的是法律背后起保障作用的国家强制力，即国家权力。因此，Ｃ、Ｅ、Ｆ异议有“法律至上”的信仰，就他们而言，权力显然大于法律。
实际上，Ｃ、Ｅ、Ｆ所代表的是我国社会中最为广泛认同的一种对法的认知。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法律的专业训练，对法的认知仅仅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１、司法机构对法的具体运用活动构成他们认知的社会实际来源；２、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推进型的、全民普法式的集体规则构成他们认知的学习途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当前的许多司法活动本身就是“权大于法”的典型教材。而全民普法都过份执迷于“工具价值”，忽略了对Ｃ、Ｅ、Ｆ的法治基础观念的培育。事实上，对Ｃ、Ｅ、Ｆ们进行填鸭式的刑法、电力法、森林法等法律具体条文的教习完全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忘掉了。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根植于他们内心的依然还是对权力的畏惧和盲目迷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单看法律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直接的拘束力量。Ｃ在起诉后，曾先后托人（例如镇政府某领导、电管站站长等）向承办法官打招呼，这正是Ｃ迷信权力的具体表现。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Ｃ、Ｆ们对自己人格权利及其他正当权利的追求已经开始独立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已不能从单纯的权力运作中得以实现，甚至仅仅以化解纠纷为目的的所谓诉讼亦已无法对此予以全部满足，因此上述两种途径所能带来的终究只能是实在的、甚至是物质化的利益，而不能保证社会公众的肯定评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法律的援助。这无疑是法治观念和“法律至上”信念培育的沃土。从这一财意义而言，本案中Ｃ、Ｆ所体现的价值追求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却是令人欣慰的。
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律师Ｄ的观念正是对法律的“价值理性”的最好阐述。这样一来，上文所探讨的我国社会中几种不同法治观念的差异，正契合了法律理性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追求的分岐和交汇。令人感到沉重的是，正因为我们以往司法实务中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病，使得律师Ｄ所认同的价值理性在当前产生了严重的失落。这一判断基于如下事实：律师Ｄ所持的观念甚至只能被我们社会比较少的人所认同。
三、司法改革运作中应张扬起价值理性之旗
近些年来，法律实务部门和理论界都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司法改革问题，并加强了交流和互动。这使得司法改革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已经超越于原有的仅仅是枝节修补的局限，而开始了对我国整个法律制度建设的批判性思考。可以说，在既往的法律制度建设中，人们一直对工具理性关注较多，价值理性相对显得缺乏。这使得Ｃ、Ｅ、Ｆ们，甚至是律师Ｇ、法律工作者Ｊ们，都难以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诉讼成了一种利用规则、技巧（很多时候甚至包含了虚伪、凶恶等不道德因素，如伪证、虚假陈述、恶意诉讼）和权力的角斗，而缺乏对公正、正义、安全、自由、效率等终极价值的追求。有时连司法官员自身都有很多不具备对法律及其运作的忠诚意识。这些问题，同样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检讨。这种反思和检讨首先应当在立法中开始，以求得法律的良性化，使之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在普法上，应加强对法的正义价值的演绎，推动公众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和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在司法改革已全面启动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直接从事司法实务运作的执法者，我们自应当更多地肩负起张扬价值理性之旗的重任。因为，如前文所述，Ｃ、Ｅ、Ｆ们所代表着的广大公众，正是依赖于我们的执法活动而对法治及其意义获得直接的感受和认识。同时，只有当法律完全被法院公正地作出解释后加以适用时，法律才会被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接受（─——阿伯拉汉） ，在此笔者亦不揣冒昧，就实务中迫切需要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作一浅谈。
１、维护司法公正以确立法律权威
正如肖扬院长所指出的，“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法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维护司法公正对于确立公众的法忠诚感和法信赖感，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已为众所周知，在此不多加论述。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基于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忽视程序正义的弊端，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运作中，我们更首要的就是倡导“程序正义”观念。因为公正的程序不仅体现了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而且也反映了法对效率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要严格遵循现有程序法的规定审理案件，同时更要领会“对抗式”诉讼中关于合理、公开、平等、效率等基本精神和观念，以补现有程序法规定之不足。使得裁判的实体结果，成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
２、加强判决书的法理阐解，彰扬司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既往的“三段论”式判决书写作方式，已在许多角度被广泛地指责，改革裁判文书的写作亦呼声日高。既然法律在当今已发展为一门日益精深博大的科学，那么强求普通公众对法的全面把握就已成为不可能。故而，Ｃ、Ｅ、Ｆ等非法律职业者，就只能依赖一般的价值评判标准来判断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合法性。而符合“价值理性”要求的法，其对公正、正义等终极价值的追求与Ｃ、Ｅ、Ｆ们所认可的一般价值评判标准具有同一性，其法理本身就是对上述终极价值的演绎和阐释。所以，加强判决书的法理阐释，首先能够使当事人信服，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其次，这种法理阐释同时也是司法机构对某些价值评判标准的确认和宣示，是一种更具实效的普法。
３、加强司法与传媒的协作，推动全民法律至上信仰的形成
由于司法改革中我们较多地提倡了司法独立和法院的消极主义地位，因而使得当前某些传媒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被夸大。应当认识到，当前传媒即使是在某些操作上对司法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多是假手于权力而进行的。其罪责应归于“人治”而非传媒本身。而在当前“权大于法”，司法尚显得非常无助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重视传媒对公众的导向作用，推动司法活动的公开化，扶植公众自发的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追求。具体的司法活动毕竟只能及于很小范围的一部分人，而传媒的辐射作用将是我们借助司法以推动普法的“放大器”。
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彰扬“价值理性”是一项复杂、宠大的工作，而绝非以上几点粗浅论述便可以概括。最后，让我们复归于对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分析。其中，法官对村委会“罚款”的表态颇值得玩味。“这是村委会和Ｃ的事，与Ｃ、Ｅ、Ｆ的诉讼无关。”──司法在面对行政权力，哪怕是最微小的行政权力时，往往都选择了回避。此种尴尬，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附记：在本文写作之初，笔者恰巧有幸参加了一场“四五”普法考试，令人汗颜的是，面对诸般出自《消防法》.《森林法》的考题，笔者方知天外有天，这才收敛起起初对把法官作为普法对象的种种微词------但无法想象，有哪一国的法官能无遗漏地记住该国浩如烟海的法条。
朱苏力教授曾把当前我们正为之努力的基层法治建设视之为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建构的一种手段或方式（见《送法下乡-----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现在的一些作法（例如这样的“普法”）太急功近利，甚至可以说，我们忽略了即使是作为手段的“法治建设”之基本规律。
当然，本文的观点来源于当前成为主流的一些西方法学理论中，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自然法学派的印记，但有关法律本土资源的论点正可以促成对本文的反思和批判。譬如，在这一案例中，“村规民约”正是民间法生命力的典型例证----------作为基层的司法实务工作者，我们或许能够并且也应该对此稍存关注。
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 等
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等
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有
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企业工委、经贸委，各总公司、集团公司：
在1999年6月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颁布《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和《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后，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和人事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国有企业效绩评价试行和试点工作。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企业效绩评价试行和试点，较为全面地
检验了企业效绩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证明了开展国有企业效绩评价能够对加强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发挥重要作用，评价结果也为各地方、各部门和企业集团监控国有资本运行和考核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促进企业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效绩评价工
作在试行和试点的基础上，2000年在全国逐步展开。为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政企分开原则正在逐步得以实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正在从过去的行政管理向实施所有权管理和规范行使所有者权利转变，企业效绩评价适应了这一转变的要求。开展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实施
效绩评价，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者的业绩，为监控国有资本运行质量提供信息服务，为科学考核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评价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提供参考依据。
二、工作范围。为真正做到效绩评价为企业监管工作服务，各级政府都应将本级政府实施重点监管的国有企业纳入效绩评价工作范围，具体的评价对象由各级政府根据经济工作重点和监管工作要求确定。国务院派出监事会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遵从《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规定。
被列入评价对象的企业必须按照规定做好提供报表、数据和基础资料等工作，认真配合。大型企业集团也要结合集团内部管理的要求开展对子（分）公司的评价工作，评价对象由集团公司自行确定。
三、工作重点。企业效绩评价体系经过连续两年的试点和试行，其制度和方法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并探索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工作队伍。在此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重点应从检验方法转到探索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结果的应用上来，
即：将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逐步与政府经济管理工作有效结合，逐步与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有效结合，为国有企业试行经营者年薪制、持股制、期权激励以及工效挂钩等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依据，为有关方面进行企业监管、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和政府经济决策服务，使企业效绩评价
在经济管理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各地方和有关部门应围绕这个重点开展效绩评价工作，并注重不断探索扩展新的应用领域。
四、工作组织。1999年的试行和试点工作情况表明，采取联合组织的方式开展企业效绩评价工作，力度大、效果好、影响面广，这种方式应继续运用。各级政府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可根据本地企业监管机构设置的实际情况，由财政（国资）、经贸、企业工委、组织人事和劳动保障
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也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采取由有关部门专项组织的方式。评价任务较重的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具体实施，所委托中介机构要具备良好的业绩和资质，尽可能与报表审计相结合。评价组织机构必须做好所委托中介机构的培训工作，提出严格要求，并对其评价过程进行
监督，对评价报告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确认。但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都不能在评价工作中向企业收费。
五、工作要求。企业效绩评价是经济监管领域中一项技术性要求很强的新工作，各级政府和企业集团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进行，认真做好国有企业效绩评价工作。
（一）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和准确。由于企业效绩评价结果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所以在开展评价工作时要将质量放在第一位。被列为评价对象的企业会计核算要规范，保证基础数据的真实。评价工作机构要严格按照企业效绩评价文件的要求，坚持客观、公正
的原则，规范操作，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准确。
（二）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和运用。企业效绩评价结果是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各级评价组织机构要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分析，充分利用评价结果提供的信息，为有关经济决策和监管工作服务。
（三）提高专家咨询组的代表性。各级评价组织机构通过组建专家咨询组实施企业综合评价时，要注意企业管理专家、财务专家、会计专家、行业专家、人力资源专家和技术专家等方面的平衡协调，使咨询专家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四）重视评价工作的时效性。由于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直接为经济决策、企业监管等项工作服务，时效性要求高，因此各级政府在安排评价工作时间时要统筹兼顾，及时实施，以保证效绩评价结果在有关工作中得到充分利用，满足工作需要。
（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企业效绩评价工作适应多个部门的监管需要，为了避免工作重复和增加企业负担，各级评价组织机构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做好协调与配合工作，实现评价结果共享。
（六）加强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宣传。企业效绩评价体系的颁布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但各级评价管理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宣传，使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社会各界更深入地认识到企业效绩评价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以推动企业效绩评价工作逐步深入开展。
2000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