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有偿出让转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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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中小学校工作人员双聘制实施办法
大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中小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竞争机制，保障中小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和《大连市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含职业高中）的全体工作人员。
本办法所称双聘制，系指事业单位实行的聘用合同制和聘任合同制。
第三条 实行聘用合同制和聘任合同制的对象是中小学校中1998年7月31日前在册并经考试考核成绩合格和按规定免于考试、考核的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
第四条 学校与工作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双向选择的原则，通过签订聘用、聘任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处理方法，确定聘用、聘任关系。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条 在聘用、聘任过程中，可以同职同聘，也可以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并享受所聘任岗位职务的相应待遇。打破干部与工人、固定工与合同工等身份界限，原身份存入档案，调出或离退休时按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第六条 学校应根据编制标准和事业发展需要及工作量，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和内设机构，并按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意见，经教代会或教师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七条 学校在进行双聘制的同时，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增人不增资、减人不减资。根据《大连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实行工资二次分配制度，把现有工资构成中的固定部分作为第一次分配，把工资中活的部分按照工作人员的工作数量、质量等进行第二次分配
。各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津贴分配方案，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后实施。
第八条 学校推行双聘制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
聘用时应首先从本校符合条件的人员中聘用；聘用外校人员时，应征得其所在学校同意。

第二章 聘用、聘任合同的签订
第九条 聘用、聘任合同由学校与受聘人员签订。合同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存入个人档案。
第十条 聘用合同应具备以下内容：
（一）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
（三）工作报酬和保险、福利待遇；
（四）工作纪律；
（五）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的条件；
（六）违反合同的责任；
（七）权利和义务；
（八）其他约定的内容。
第十一条 聘用合同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为期限三种。根据工作需要以及工作人员本人情况和意愿协商确定。
对经有关部门鉴定患有职业病或因工致残达到5至10级的大部分或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作人员，可根据本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
第十二条 聘任合同包括下列内容：
（一）聘任期限；
（二）岗位工作目标；
（三）岗位职责；
（四）岗位津贴；
（五）权利和义务；
（六）其他约定的内容。
聘任合同的期限不能长于聘用合同的期限。一般规定为：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3－5年；工勤人员1－3年。
第十三条 符合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辞退条件的工作人员不予签订聘用合同；对经考试考核不合格或超编的人员，只签订聘用合同，不签订岗位聘任合同。
第十四条 新调入的工作人员应在办完报到手续后15天内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其中，新分配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在1年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复转军人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他人员可以约定试用期，约定的试用期最长不超过6个月。
第十五条 上级教育部门根据教育事业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可以对学校已聘用人员的岗位进行调动，聘用双方应予以服从。

第三章 聘用、聘任合同的签订程序
第十六条 学校应根据其办学性质、类别、教学设施、教职工队伍、在校学生数和近期计划招生的数量等因素，以及教育事业发展和学校现有校舍、场地条件，合理地确定学校办学规模。
各学校的编制，由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核定。
第十七条 学校应在核定编制范围内科学确定各岗位的职责和任职条件，尽量减少行管、工勤岗位数量。内部机构的设置、校领导和中层干部职数的确定，严格按照市编委和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突破。
第十八条 学校应根据教师编制数额及各学科课时总量确定教师的工作量。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也要按照岗位设置的要求合理确定。
第十九条 学校应将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等聘用、聘任方案，向全体工作人员公布。
第二十条 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符合聘用、聘任条件的人员，先与学校签订聘用合同，再按学校公布的岗位设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填写选聘岗位志愿。一般每人可按顺序填写2－3个选聘岗位。
学校依据岗位及工作人员所填报的选聘岗位志愿确定聘任人员，并公布聘任名单，组织签订聘任合同。
聘任合同签订的方式由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一条 聘用、聘任合同签订以后，受聘人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专长，参与公平竞争，双向选择工作岗位；
（二）参加民主管理和获得政治荣誉；
（三）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有关政策规定，按时获得工资和各种奖金、津贴及补贴；
（四）国家规定的各种社会保险待遇；
（五）按照国家和学校规定，参加各种学习和培训；
（六）节假日和寒暑假等带薪休假，以及女工作人员在孕期、产假期和哺乳期待遇；
（七）劳动保护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
（八）国家、省、市规定的因工负伤、致残及非因工或因病死亡的丧葬、抚恤待遇。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离岗治疗期间的待遇按省、市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聘用、聘任合同期内，受聘人员有认真履行合同，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活动，遵守职业道德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义务。

第四章 聘用、聘任合同的续订、变更、终止和解除
第二十三条 聘用、聘任合同依法签订后，合同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合同双方应协商一致，并按原签订合同的程序变更合同。
第二十四条 聘用、聘任合同期满或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时，合同即行终止。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聘用、聘任合同可以解除，也可续订。
第二十五条 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可以解除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被发现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工作纪律或学校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学校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按人事部《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暂行规定》，应予辞退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服从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的；
（七）不能胜任所聘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胜任的；
（八）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的；
（九）未经学校同意，考入大专以上学校脱产学习或自费出国留学及定居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通知学校解除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学校教学、生产安全、卫生等条件恶劣，严重危害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
（三）学校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或合同规定，不兑现有关待遇，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七条 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不得解除或终止聘用、聘任合同：
（一）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被鉴定为5至10级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其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第二十八条 学校解除聘用、聘任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聘人员，其中属于第二十五条（六）、（七）、（八）、（九）项规定和合同期满的，应提前30天通知受聘人员。
第二十九条 受聘人员自动离职15天后，聘用、聘任合同即自行解除。
第三十条 学校解除聘用合同，需报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必须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被解除聘用合同人员的人事档案按有关规定移交市及县（市）、区人才交流中心，办理失业保险证明。
第三十一条 被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的人员，在重新就业之前，凭失业保险证明，按《大连市机关事业单位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已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人员，被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后重新就业的，按有关规定继续参加养老保险统筹。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
，重新就业后所在单位已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其原工作年限按有关规定计算保龄。

第五章 医疗期限及经济补偿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期限是指受聘人员在聘用合同期内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疗、不得解除聘用合同的期限。受聘人员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治疗的，其最低医疗期限按下列规定确定：
实际工作年限不满10年，在本校工作年限不满5年的为3个月，5年以上的为6个月；实际工作年限满10年以上，在本校工作年限不满5年的为6个月，5年以上不满10年的为9个月，10年以上不满15年的为12个月，15年以上不满20年的为18个月，20年以上的为
24个月。对患绝症和重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受聘人员，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
医疗期间的工资待遇按国家现行规定执行（合同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学校解除聘用合同，应按下列规定给予被解聘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偿。
（一）学校依据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终止、解除合同，或按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解除合同的，应按被解聘人员在本学校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不满1年按1年计算）发给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和“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和调整岗
位后，仍不胜任”解除合同的，其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个月工资。由工作人员提出并经学校同意解除合同的，不给予经济补偿。
（二）学校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规定解除合同的，除按上款给予经济补偿外，还应按下列规定发给医疗补助费：患绝症的不低于12个月工资；患重病的不低于9个月的工资；患其他疾病的不低于6个月的工资。
学校解除聘用合同，应在合同被解除之日起1个月内发给经济补偿金。未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经济补偿金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学校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的月工资，按其本人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 受聘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经鉴定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解除聘用关系，办理退休或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医疗期未满，但医疗终结，经鉴定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如本人自愿，可以提前终止聘用关系，办理退休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
第三十五条 受聘人员要求解除合同，系学校出资在国内脱产培训6个月或出国培训1个月以上的，应按每年递减20％数额向学校交付培训费。师范专业毕业生在学校服务未满5年的，应按国家规定交付培训费。

第六章 合同的鉴证、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
第三十六条 学校与受聘人员签订、续订和变更聘用合同，均应到当地政府人事部门办理鉴证手续。
第三十七条 聘用、聘任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都要承担违约责任，付给对方违约金。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按实际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违约金的数额由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自行约定。合同未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按下列公式计算：违约金＝受聘用、聘任期间平均月工资×20％×违约月数。
第三十八条 学校应根据《大连市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设立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由学校党组织、工会、人事部门和工作人员代表组成，负责调解本校发生的人事争议。
第三十九条 聘用、聘任合同双方当事人因履行聘用、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后，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依法向当地政府人事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第七章 落聘人员管理
第四十条 在首次聘用工作中，对不愿签订聘用合同的原固定制工作人员，可给其两个月享受原工资福利待遇的自行流动期，由其在教育系统外自找接收单位。自行流动期满后不提出申请调动或辞职的，学校有权予以辞退。
第四十一条 对因考评不合格或超编未签订聘任合同的工作人员，按下列规定发给工资和补贴：
（一）教龄不满5年的，第一年每月发给其原工资的70％，第二年发给其原工资的50％，第三年根据政府当年规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待其重新上岗后停发。
（二）对本人年龄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5年（含5年）的，可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离岗休息期间停发工资中活的工资部分，各种补贴部分按退休人员标准发给，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再办理退休手续。离岗休息人员离岗休息期间，与受聘人员同样享受国家规定的晋升工资待遇。
（三）（一）、（二）项规定以外年龄（工龄）段的工作人员，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培训，培训期间发给原工资的70％，培训一年后仍不合格者，可以转入校办企业或做学校勤杂人员。
第四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落聘人员进入人才市场，进行必要的转岗培训，提供社会用人需求信息，组织供需洽谈，为落聘人员再就业提供帮助。
第四十三条 鼓励进入人才市场的落聘人员向社会其他行业流动或自谋职业。对自谋职业的，每满1年工龄可发给其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不满1年按1年计发，最长不超过12个月工资）。
第四十四条 农村代课教师不合格的一律辞退。民办教师考评不合格的也应辞退，但可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妥善解决，或发给一次性补贴，或定期发给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金。合格民办教师应予以转正或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缴纳养老保险基金，保证其退休后老有所养。
第四十五条 对经考评合格，因所在学校超编而未被聘用、聘任的教师，可由其他缺编学校聘用、聘任。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创造条件，鼓励这部分教师到农村、偏远及缺编学校任教。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大连市所属中小学（含职业高中）以外的教育事业单位实行双聘制，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大连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1月26日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应然选择
　　　　　　　　　　　　　　　　　　　——美国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启示

　　内容提要: 意思自治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自始自终贯穿于集团诉讼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利益理论、同意理论以及实体理论则是学界为缓解这一冲突而提出的对策。实体理论既克服了共同利益理论在方法论假定上的缺陷，也可以克服同意理论在事实假定上的不足，是我国构建代表人诉讼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最佳选择。


作为一种程序机制，集团诉讼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它源于17世纪英国的息讼状（the Bill of Peace），[1]是司法便捷理念与法学理论共同作用的产物。[2]与之相反，Stephen C．Yeazell教授则把现代集团诉讼的起源整整向前推进了五个世纪。他认为，现代集团诉讼是中世纪英国团体诉讼（group litigation）——由团体中的一人或数人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3]——传统的一部分，[4]始自1199年的坎特布雷教会法院，大致经历了中世纪（12－15世纪）、近代（16、17世纪）和现代（18世纪至今）三个时期的历史发展，最终成形于1966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3条。本文循着Yeazell教授的这一思路，考察了集团诉讼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尤其是法律人为寻求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基础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以期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一、集团诉讼的历史考察

（一）中世纪英国的团体诉讼

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位于社会组织的中心，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团体是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个人主要依靠行会、教区以及农村合作社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种供给（support and assistance）。[5]其次，团体是中央政权实现其统治的有效手段。当时的中央政权仅拥有少量的行政机构，因而不得不依靠组织有序的团体来实现其统治。[6]也就是说，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是整个社会的基石，团体的普遍存在及其对个人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英国中世纪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各类团体，也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司法领域。自1199年起，英国相继出现了Martin，Rector of Barkayv．Parishioners of Nuthamstead案、Lincoln案以及Exchequer案等案件。[7]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涉诉团体的一个或几个成员代表整个团体起诉或应诉，法院根本不关注这一个或几个成员是否有资格代表整个团体实施诉讼行为，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案件实体问题方面。这一事实表明，在中世纪的英国，团体作为诉讼主体起诉或应诉的事情是社会的常态，法官并没有把这种团体诉讼视为另类，甚至根本不考虑代表团体起诉的那些人是否是合格的代表人，因为团体的规模及其成员间的内部责任“实际上排除了团体代表损公肥私的可能性。”[8]

与现代的集团诉讼相比，这些发生于英国中世纪的团体诉讼具有不同于现代集团诉讼的几个明显特征。首先，中世纪大多数集团诉讼所涉及到的团体不仅先于诉讼本身而存在，而且这些团体在乡村生活中的基础也非常牢固。与之相反，从事现代集团诉讼的许多团体都是因共同的法律背景（legalcircumstance）而临时联结在一起，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具体说来，现代集团诉讼中的集团往往是因为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而组成的临时联合，在诉讼之前并不存在。其次，中世纪团体诉讼并不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联合起来对抗强大对手的武器，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个人生活以现存团体为中心这一社会事实在诉讼领域的体现。与之相反，现代集团诉讼则可以创造出权力，[9]是分散的个体用于对抗给其造成损害的强大企业的手段。再次，法官对团体诉讼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世纪的英国，政府往往把团体而不是个人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这也使得法院法官在看待团体诉讼方面具有类似的思维：中世纪的法官并没有把团体诉讼视为另类，也不认为团体诉讼的存在需要其他特别的理由。而现代集团诉讼则是对个人自治这一普遍法治原则的背离，其维持与存在需要特别的理由。最后，中世纪团体诉讼对团体成员利益的保护并不依赖于为现代集团诉讼所必需的代表的充分性，而是依靠团体成员的内部责任以及团体本身规模的大小。[10]现代集团诉讼则需要通过代表的充分性、拆分集团、法官的监督等措施来保护集团成员的利益，以防止律师和代表原告损害集团成员的利益。

（二）近代的团体诉讼

16、17世纪是团体作用日渐式微的时代。随着农奴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封建等级制度随之解体，维护中世纪团体之统一的基础也随之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往往根据自利观念组成了临时联合。[11]同时，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化，国家依靠团体来实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性也进一步降低。[12]

随着团体作用的弱化，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开始质疑团体诉讼的正当性。首先是当事人开始质疑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代表整个村庄或教区的做法，然后是法院相继减少了受理集团诉讼的范围和数量。[13]到了17世纪，不仅团体诉讼的数量减少，而且团体诉讼分布的区域也发生了变化，从喧嚣的城市退隐到了僻静的乡村。[14]到17世纪末，能够提起诉讼的团体类型也受到了限制，只有那些被国家授予了法人许可证的自治市和教区才享有无限接近王室法院的权利。在中世纪享有不受约束的诉权的非法人团体，现在仅限于在大法官法院提起诉讼，而在大法官法院所能获得的救济手段十分有限。[15]也就是说，在16、17世纪，原本不受约束的团体诉讼，无论在案件数量、分布地域，还是在团体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世纪意义上的团体诉讼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除了因为团体作用的弱化而导致团体诉讼广受质疑之外，个人主义的兴起也为团体诉讼的没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人主义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也就是强调个人自治，这与团体诉讼的集体主义观念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个人主义与作为团体诉讼之基础的集体主义的冲突与调和成了集团诉讼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团体作用日趋弱化与个人主义观念日益强大的双重背景下，法院开始为非法人团体诉讼的存在寻找正当性依据，而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suits）概念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在代表人诉讼中，一个人可以代表许多对诉讼标的享有重大利益的不具名当事人提起诉讼，而判决结果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这一程序设计既保持了一个单一的判决可以约束所有利害关系人这一优势，又避免了对当事人进行强制合并所带来的实际困难，[16]可谓一箭双雕。至此，以团体身份作为联结团体成员之纽带的中世纪团体诉讼，已被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代表人诉讼所取代，现代集团诉讼的雏形由此形成。但是，基于法律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原因，这种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由英国的代表人诉讼发展至现代的集团诉讼，这一过程是由美国来完成的。

（三）现代的集团诉讼

现代的集团诉讼的最终定型得益于美国为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三次立法改革之中：（1）1848年《纽约菲尔德法典》；（2）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3）1966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最初努力是1848年的《纽约菲尔德法典》。该法典允许大量“具有相同或共同利益的人”提起集团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提起集团诉讼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是，这一改革并没有引起司法界的积极反应，以至于“十九世纪的美国法院几乎找不到团体诉讼的位置”。[17]

美国复兴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第二次努力是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第23条。该规则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集团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方面，规定集团诉讼判决对于普通法上的救济和衡平法上的救济都具有约束力，打破了集团诉讼只适用于衡平法救济的传统。除此之外，该规则还根据集团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将集团诉讼分为“真正的集团诉讼”、“混合的集团诉讼”和“虚假的集团诉讼”三类，并分别规定了每一类集团诉讼的适用条件。[18]然而，法院的反应仍然十分冷淡，要求改革集团诉讼相关规则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到了1966年，民事规则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Civil Rules）开始回应这种改革呼声，着手修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无论从理念还是从制度层面来看，都较复兴代表人诉讼的前两次努力有明显的提高。从理念层面来看，《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是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判断集团诉讼是否适当的一种尝试，[19]它重点考虑的是集团诉讼的适用效果，而不仅仅是以人数的多寡为标准，从而区别于1938年规则所奉行的“概念主义”（conceptualism）标准。从制度层面来看，此次修改的内容重在保障集团诉讼的被告和被代表人的程序公平，比如代表人诉讼的司法审查、对被代表人的通知以及集团成员的选择退出等等制度设计，无不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总体说来《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此次修改，在承认和规制集团诉讼的“区分主义特征”（particularistfeatures）与珍视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维度之间取得了合理的平衡。[20]从修改的实际效果来看，此次修改得到了联邦法院的积极响应：在此次修改之后的十年之内，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将受理3000多件集团诉讼案件，占整个联邦民事案件的2．7%。[21]

二、法律人对集团诉讼正当性基础的探求

从集团诉讼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个体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与集团诉讼的集体主义特征之间的冲突与调和一直贯穿着集团诉讼历史发展过程的始终，为背离个体自治这一法律传统的团体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就成为了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永恒课题。

在个人主义尚未兴起的中世纪英国，集团诉讼的正当性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团体的存在这一社会事实本身便足以为团体诉讼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这也正是当时的领主法院（manorialcourts）“对代表问题以及团体特征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22]

在16、17世纪的时候，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法律主体被逐渐限制在自然人和法人这两类主体之上，非法人团体所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成了当时的法院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为非法人团体提起的代表人诉讼寻找正当性基础的过程中，“同意”（consent）和“利益”（interest）这两个概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自17世纪开始，个人主义开始弥漫于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依靠团体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中世纪实践已经难以为继。曾经为代表人诉讼之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说明的团体，如今再也无法担当起为代表人诉讼提供正当性说明的重任，为此，法律人不得不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表原则的个人同意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在整个17世纪，且不论被要求的“同意”的程度如何，即使不从案件本身，而是从与这些案件相关的材料来看，以同意为基础的代表原则的存在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23]

然而，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代表人诉讼的正当性基础，在实践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正如Lord Eldon所言，“并非所有的成员都能得到确认，更别说联系他们以取得他们的同意了。”[24]职是之故，自1722年Chancey v．May一案始，集团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取代了集团成员的“同意”，成为了集团诉讼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Chancey v．May一案中，大法官将“同意”（consent）抛在一边，转而以“利益”作为代表的标志。[25]到了18世纪，大法官们态度总是犹疑不定，时而要求组织之间具有利益的共同性，时而则要求更多。直到1805年的Adair v．New River Company案，这一举棋不定的做法才得以终止，“利益”成了代表人诉讼得以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基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