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执行工商仲裁机构法律文书中的被执行人已撤销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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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执行工商仲裁机构法律文书中的被执行人已撤销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请执行工商仲裁机构法律文书中的被执行人已撤销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90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0）粤法执请字第4号关于申请执行工商仲裁机构法律文书中的被申请执行人已撤销如何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七条和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工商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调解书，人民法院在接受申请时发现被申请执行人已撤销的，法院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可向原仲裁机构申请变更义务承担人，待变更后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人民法院在执行工商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调解书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已撤销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并告知申请执行人向原仲裁机构申请变更义务承担人。如果仲裁机构依法变更了义务承担人，申请执行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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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景县检察院 预防科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不断上马，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各行各业建设工程投资不断增大，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建筑市场滋长蔓延之势也明显增强，大楼竖起，干部倒下的情况时有发生。出现了“工程建设上马，干部中箭落马”等腐败现象，既而工程质量下降，“豆腐渣工程”增多，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建筑行业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及特点
综观建筑行业职务犯罪特点，有以下七环节易产生腐败：（一）工程项目审批环节。项目审批部门不负责任，渎职、滥用职权或受利益驱动对审批项目明知是违反国家政策而违规上马，接受贿赂，对不符合审批条件或条件不健全的项目违规批准立项。（二）施工、监理环节。在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每一道环节都应有施工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但往往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本应固若金汤的工程，当钱与权交成了朋友后，一些工程管理和监理人员便消极履行职责，导致“豆腐渣工程”接连不断。（三）重要设备和材料的招投标环节。工程建设中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人员接受回扣或拿了“好处费”以后，购进一些以劣充优，质次价高的设备或材料，直接影响了工程质量。（四）招标合同签订环节。一些施工单位，为了拿到工程，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用钱铺路贿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搞暗箱操作。项目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行为发生。（五）款项支付环节。为了尽早顺利的得到工程款，行贿受贿是腐败分子惯用的手段。（六）工程质量检验、验收环节。一些技术力量薄弱的建筑企业或个体从业人员，为了浑水摸鱼或以次报优，便用金钱千方百计的贿赂工程质量检验，验收人员。（七）工程完工后留守环节。这个环节极易被人忽视，一些大的工程完工后，往往会剩余大量废料或边角料，由于管理不严，这些东西被工程留守人员变卖后，不是个人贪污就是几个人私分。在建筑行业存在贪污贿赂、渎职等诸多职务犯罪现象中，贿赂行为始终伴随在建筑行业的角角落落，是建筑行业腐败行为的高发点。
二、建筑领域内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筑领域内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１、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存在一定弊端。当前，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也有新体制的幼稚和不成熟，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２、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有的企业虽然靠歪门邪道取得了暂时的经济效益，却扰乱了建设市场，腐蚀了党员干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最终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建筑施工企业被迫参与这种不正当的无序竞争，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业务招待费用，为了绕过财务制度的束缚，一些企业设立了“小金库”。加之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和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３、缺乏有效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等到把情况搞清楚了，已变成了事后监督，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当然，了解情况最清楚、最及时的是同级监督，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特别是个别心术不正的领导打着减人增效的旗号，有意识地削弱基层监督机构的作用，使之既缺乏办案条件，又缺乏办案手段，更缺乏办案人力。另外，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因而，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长期逍遥法外。
三、遏制建筑领域内职务犯罪的对策与措施
保障工程建设“干部廉洁、施工安全、质量优秀”，不仅要求检察干警要掌握法律和预防技能，还要熟知工程的特点，坚持站好位而不越位，做到依法合规，通过构筑“三个屏障”，全方位开展预防活动。
(一)强化教育，构筑牢固的思想屏障
遏制建筑领域职务犯罪首先要做好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干出成绩，必须赢得各方面、各层次人员的广泛认可和赞同，不仅要争取预防单位领导的支持，还要增强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和社会各界对预防工作重要意义的理解，使广大干部职工主动支持和积极参与我们的工作。一是结合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长、参与人员多、人员成分复杂、防范难度大等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适时将一些职务犯罪案例印发给工程管理的干部和施工人员；组织大家观看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制作成的警示教育影视片，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广为传播。二是召开预防职务犯罪座谈会。各工程开工之初，即在各种工地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通报查处职务犯罪的情况，剖析发案原因，共同预防职务犯罪，提出意见和建议，使预防工作真正面向基层、贴近群众，为各项预防措施的贯彻营造良好的氛围，在思想上打“预防针”。 三是在施工工地做好预防咨询和法制讲座。针对工程不同阶段、不同群体的教育重点，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内容生动、针对性强的法制教育课教案，就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结合查办的案件，以案说法，给工程发包、承包方的干部和职工上法制课，并随时提供预防咨询，使他们脑子想“法”不乱捞“钱”。在教育过程中，力求做到内容上丰富多彩，形式上生动活泼，在努力提高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上下功夫。
(二) 查漏补缺，构筑完善的制度屏障
要协助施工建设单位加强管理，抓好关键部位、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的监督制约，切实加强对工程项目，大宗物资采购，资金划拨、管理、使用等容易产生腐败的重点环节的预防工作，保障工程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一是加强协调，增进配合。首先是内部加强协调，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各业务部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使各部门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保证全院一盘棋，形成有机的预防整体。同时，认真研究学习省院《关于加强重大建设项目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保障政府投资安全的意见》和市院《关于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服务项目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开展重点项目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措施办法，使预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二是签定廉政合同。即工程发包方和承包方在签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同时，签定建筑工程廉政合同。明确工程发包、承包双方必须遵守的廉政规定，用合同制度来规范、约束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行为，以及严禁再次分包和中标人转包的规定，防止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三是建立廉政准入制度。在建设主管部门全面推行建筑市场廉洁准入制度,凡有过行贿受贿、欺诈等违法犯罪不良记录的，建议有关单位一律不准或限制进入建筑市场，建立建筑市场行贿“黑名单”制度，对一些建筑行贿人予以曝光，借此推动整个建筑业的自律。四是设立执法监督室。以防犯罪、防事故、防风险为重点，监督行政执法单位对在建项目的执法情况，为重大项目的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不定期深入施工一线进行检查、抽查，公开举报电话，加大群众监督力度。
(三)突出重点，构筑规范的程序屏障
大型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往往集中在一些关键环
节。监督部门要与施工单位一起剖析典型案例，找出症结所在，然后结合工程建设中的实际，把好“三个关口”，防范“三个环节”。一是把好工程材料采购供应关。审查品牌、数量、规格是否属实，价格与市场价是否相符，监理单位对材料的审查结果，实行阳光采购；二是把好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关。与建设局质量监督站一起定期或不定期对在建工程进行质量检查，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手续是否齐全，在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和事故隐患，并对在建工程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通用设备的质量进行监督，以确保工程质量；三是把好工程资金支付关。采取查帐、询问的方法，突出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工程款是否专款专用，大额费用是否符合审批手续，是否按协议付款，预算与决算的差别是否合理，决算付款是否存在不正常现象，实现对工程资金的监督。防范“三个环节”：一是招标投标环节。针对当前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串标、围标，自行拆解工程项目规避招标要求，业主泄露标底和相关内幕信息等现象，坚持招投标全程派员参加，参与监督，对评标场所的选定要求相对封闭，评标过程中评标人员的通讯工具一律封存，确保招投标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二是转包分包环节。为防止一流企业中标、二流企业施工的情况出现，引入合同签订前的约谈制度。在合同签订前，与施工企业约谈，由施工企业承诺必须由自己施工承建，不允许非中标单位施工。由于提前掌握施工企业的基本情况，做到对开工后的变化心中有数，能够保证施工企业质量。三是工程资金运行环节。由建设单位、银行、施工单位签订三方资金监管协议，对大额资金用途、流向实行严格控制，健全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现金的管理，大额现金支出实行备案制度；工程款必须专款专用，开支必须在指定的账号进行；避免施工单位挪用工程款项、拖欠民工工资和材料款等现象发生，有效防止工程建设资金抽逃、挪用等违规行为。
总之，抓好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预防是一个长期地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实现“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良好的发展环境、廉洁自律的干部队伍。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工程建设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效。
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
——国务院依法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江苏盐城 沈海龙
[内容摘要]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提出此种质疑的焦点，是认为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属于诉讼制度范畴；国务院依法无权制定。本文通过立法机关对诉讼制度及诉讼收费制度的原始理解及立法实践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诉讼费用 办法 诉讼制度 法律解释
一、从最初的诉讼收费办法考察：此前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诉讼收费办法应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将最高院几次出台的诉讼收费办法认定为司法解释，是诉讼收费办法被认定为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的重要原因。
诉讼费名称在我国起源于《民事诉讼法（试行）》，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其第九章《诉讼费用》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依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该规定确定地表明：
（一）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在本法实施后再制定的真意。诉讼收费办法应在实施之日前制定，以保证从1982年10月1日实施日起，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得以依照第二款另行制定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等。这是保证本法及本法第八十条规定按时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法定条件。如未及时制定，将不仅导致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没有依据，而且导致本法无法按法定程序进入实施阶段。
（二）立法机关不存在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是出于弥补“法律漏洞”的意图。立法时，需另行制定办法是明知的，且明知另行制定的办法是本法实施的一项步骤。立法机关不存在本法关于诉讼费用的条款有存疑、不明确处需对含义进一步阐述与说明，
是故需要另行制定收费办法的意思。最终由最高院制定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也不是对本法第八十条第二款含义的阐述和说明，恰恰是对第八十条第二款内容的贯彻与落实，以保证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内容形成互补关系。
（三）将诉讼收费办法理解为司法解释，主要基于其 “在法律制定后”制定的误导。最初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的特征，此后规定同类内容的办法，当然也不是司法解释。但此后的诉讼收费办法发布时，由于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因而给人一种——它的发布是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阐释——的感觉。这种假象的形成，是基于最高院新的收费办法施行前，原来的诉讼收费办法在继续发挥效用，因此掩盖了诉讼收费办法应在诉讼程序法施行前制定完毕的法理。
（四）诉讼收费办法排除属于司法解释的可能，国务院有权另行制定行政法规“有法可依”就显而易见。1998年财政部、最高院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其将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诉讼费统称行政性收费。因为“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所以，上述关于“统称行政性收费”的规定依法具有行政解释的效力。由此推知，无论诉讼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参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均表明其适用《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以法院不属行政机关排斥其适用性显然理由不足。国务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价格法》有权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行政法规。
二、从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理解：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沈
（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表明了诉讼收费办法不制定法律的意思。《民事诉讼法（试行）》“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的规定，表明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法律，并在规定诉讼收费的法律施行后实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任何意思，其真切地表明诉讼收费采用“办法”规定，所以立法机关也没有自己制定法律的意思，即使打算授权行使，所授权制定的文本也必定不会是法律。或许有人会说，此时现行宪法还未颁布，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或意思表示存在缺陷，但至少可以肯定，此规定在当时不存在“违宪”的理由。其后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是依据《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在一百O七条依然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依据上理，全国人大也不存在“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及只能制定法律的任何意思。
（二）《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是否包含“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应以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明示为准。2000年《立法法》颁布并施行。该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如果 “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那么，对于同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与《立法法》，存在是否“只能制定法律”的严重分歧。对此，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以宪法为根据”明示诉讼收费办法不以法律制定。《立法法》虽然具体规定了诉讼制度只以法律制定，但未具体说明诉讼收费办法是否是《立法法》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制度”； 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成立，那么，此两法必有一法违背了《宪法》，如果两法均遵守了《宪法》，则《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就不能理解为“包括诉讼收费办法”。从全国人大立法原则一致的善意角度，只能推出“诉讼收费办法不是《立法法》中所称的诉讼制度”的结论。
（三）“诉讼收费办法不属于诉讼制度”与“程序法中包含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并不矛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章第八十条，即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第二款是规定制度实施前需要做的配套工作，而后制发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则是对第二款的具体落实。《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九十条、二百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第一百O七条第一款及一百三十八条（三）及《行政诉讼法》的附则第七十四条，也均属于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这些制度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是诉讼收费办法制定的准则。没有诉讼收费办法，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就无法运作；没有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就失去依据和方向。两者所指对象相同，但存在级与质的区别。若将两者笼统地称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则是基于内容相关性的角度，而非从制度层次的角度来识别。
（四）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行政机关制定的诉讼费用管理和分配制度属于诉讼制度也成立。首先，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其收取、使用依法纳入财政管理范围，为保证财政、审计部门等部门对其有关活动实施监督， 1989年、1996年、1999年国家财政部与最高院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以上都是在“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过程中制定的“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认定属于“诉讼收费制度”应当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收费制度，进而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上述三个管理办法属于诉讼制度，在逻辑上也当然成立。其次，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就三个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而言，制定主体先是最高院联合财政部，后是财政部联合最高院，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占主导地位，是否一样推论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但奇怪的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规定不被舆论认为干涉法院的司法权，似乎有权制定；而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
方面的规定时，却舆论哗然。这种现象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其根源就在于：认定诉讼收费办法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并不精当。
（五）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无权制定行政法规”就不成立。也以《立法法》为据，其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依据该条款，全国人大授权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第八条规定的事项比如诉讼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2、授权的部分事项不在禁止授权事项比如司法制度等的范围内。据此，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而诉讼制度又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授权，况且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制定法律。如此，明知全国人大常委无权授权，却声称 “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故无权制定”，是对自我观点的全面否定。
综上所述，国务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符合立法程序，其制定为有权制定。因此，在法院违背该行政法规时，行政机关对处于行政相对人位置的法院有权依法处理，也不容置疑。
（作者：江苏省盐城市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海龙 邮编：224002 shl-805@163.com 联系电话：13338925309）
二OO七年五月十五日起草五月三十日定稿
景县检察院 预防科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不断上马，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各行各业建设工程投资不断增大，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建筑市场滋长蔓延之势也明显增强，大楼竖起，干部倒下的情况时有发生。出现了“工程建设上马，干部中箭落马”等腐败现象，既而工程质量下降，“豆腐渣工程”增多，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建筑行业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及特点
综观建筑行业职务犯罪特点，有以下七环节易产生腐败：（一）工程项目审批环节。项目审批部门不负责任，渎职、滥用职权或受利益驱动对审批项目明知是违反国家政策而违规上马，接受贿赂，对不符合审批条件或条件不健全的项目违规批准立项。（二）施工、监理环节。在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每一道环节都应有施工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但往往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本应固若金汤的工程，当钱与权交成了朋友后，一些工程管理和监理人员便消极履行职责，导致“豆腐渣工程”接连不断。（三）重要设备和材料的招投标环节。工程建设中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人员接受回扣或拿了“好处费”以后，购进一些以劣充优，质次价高的设备或材料，直接影响了工程质量。（四）招标合同签订环节。一些施工单位，为了拿到工程，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用钱铺路贿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搞暗箱操作。项目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行为发生。（五）款项支付环节。为了尽早顺利的得到工程款，行贿受贿是腐败分子惯用的手段。（六）工程质量检验、验收环节。一些技术力量薄弱的建筑企业或个体从业人员，为了浑水摸鱼或以次报优，便用金钱千方百计的贿赂工程质量检验，验收人员。（七）工程完工后留守环节。这个环节极易被人忽视，一些大的工程完工后，往往会剩余大量废料或边角料，由于管理不严，这些东西被工程留守人员变卖后，不是个人贪污就是几个人私分。在建筑行业存在贪污贿赂、渎职等诸多职务犯罪现象中，贿赂行为始终伴随在建筑行业的角角落落，是建筑行业腐败行为的高发点。
二、建筑领域内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筑领域内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
１、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存在一定弊端。当前，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也有新体制的幼稚和不成熟，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２、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有的企业虽然靠歪门邪道取得了暂时的经济效益，却扰乱了建设市场，腐蚀了党员干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最终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建筑施工企业被迫参与这种不正当的无序竞争，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业务招待费用，为了绕过财务制度的束缚，一些企业设立了“小金库”。加之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和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３、缺乏有效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等到把情况搞清楚了，已变成了事后监督，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当然，了解情况最清楚、最及时的是同级监督，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特别是个别心术不正的领导打着减人增效的旗号，有意识地削弱基层监督机构的作用，使之既缺乏办案条件，又缺乏办案手段，更缺乏办案人力。另外，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因而，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长期逍遥法外。
三、遏制建筑领域内职务犯罪的对策与措施
保障工程建设“干部廉洁、施工安全、质量优秀”，不仅要求检察干警要掌握法律和预防技能，还要熟知工程的特点，坚持站好位而不越位，做到依法合规，通过构筑“三个屏障”，全方位开展预防活动。
(一)强化教育，构筑牢固的思想屏障
遏制建筑领域职务犯罪首先要做好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干出成绩，必须赢得各方面、各层次人员的广泛认可和赞同，不仅要争取预防单位领导的支持，还要增强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和社会各界对预防工作重要意义的理解，使广大干部职工主动支持和积极参与我们的工作。一是结合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长、参与人员多、人员成分复杂、防范难度大等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适时将一些职务犯罪案例印发给工程管理的干部和施工人员；组织大家观看职务犯罪典型案件制作成的警示教育影视片，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各界广为传播。二是召开预防职务犯罪座谈会。各工程开工之初，即在各种工地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通报查处职务犯罪的情况，剖析发案原因，共同预防职务犯罪，提出意见和建议，使预防工作真正面向基层、贴近群众，为各项预防措施的贯彻营造良好的氛围，在思想上打“预防针”。 三是在施工工地做好预防咨询和法制讲座。针对工程不同阶段、不同群体的教育重点，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内容生动、针对性强的法制教育课教案，就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结合查办的案件，以案说法，给工程发包、承包方的干部和职工上法制课，并随时提供预防咨询，使他们脑子想“法”不乱捞“钱”。在教育过程中，力求做到内容上丰富多彩，形式上生动活泼，在努力提高宣传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上下功夫。
(二) 查漏补缺，构筑完善的制度屏障
要协助施工建设单位加强管理，抓好关键部位、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的监督制约，切实加强对工程项目，大宗物资采购，资金划拨、管理、使用等容易产生腐败的重点环节的预防工作，保障工程的任何经济活动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一是加强协调，增进配合。首先是内部加强协调，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协调各业务部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使各部门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保证全院一盘棋，形成有机的预防整体。同时，认真研究学习省院《关于加强重大建设项目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保障政府投资安全的意见》和市院《关于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服务项目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开展重点项目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措施办法，使预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二是签定廉政合同。即工程发包方和承包方在签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同时，签定建筑工程廉政合同。明确工程发包、承包双方必须遵守的廉政规定，用合同制度来规范、约束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行为，以及严禁再次分包和中标人转包的规定，防止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三是建立廉政准入制度。在建设主管部门全面推行建筑市场廉洁准入制度,凡有过行贿受贿、欺诈等违法犯罪不良记录的，建议有关单位一律不准或限制进入建筑市场，建立建筑市场行贿“黑名单”制度，对一些建筑行贿人予以曝光，借此推动整个建筑业的自律。四是设立执法监督室。以防犯罪、防事故、防风险为重点，监督行政执法单位对在建项目的执法情况，为重大项目的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不定期深入施工一线进行检查、抽查，公开举报电话，加大群众监督力度。
(三)突出重点，构筑规范的程序屏障
大型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往往集中在一些关键环
节。监督部门要与施工单位一起剖析典型案例，找出症结所在，然后结合工程建设中的实际，把好“三个关口”，防范“三个环节”。一是把好工程材料采购供应关。审查品牌、数量、规格是否属实，价格与市场价是否相符，监理单位对材料的审查结果，实行阳光采购；二是把好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关。与建设局质量监督站一起定期或不定期对在建工程进行质量检查，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手续是否齐全，在建工程是否存在质量和事故隐患，并对在建工程进入现场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通用设备的质量进行监督，以确保工程质量；三是把好工程资金支付关。采取查帐、询问的方法，突出检查资金使用情况，工程款是否专款专用，大额费用是否符合审批手续，是否按协议付款，预算与决算的差别是否合理，决算付款是否存在不正常现象，实现对工程资金的监督。防范“三个环节”：一是招标投标环节。针对当前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串标、围标，自行拆解工程项目规避招标要求，业主泄露标底和相关内幕信息等现象，坚持招投标全程派员参加，参与监督，对评标场所的选定要求相对封闭，评标过程中评标人员的通讯工具一律封存，确保招投标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二是转包分包环节。为防止一流企业中标、二流企业施工的情况出现，引入合同签订前的约谈制度。在合同签订前，与施工企业约谈，由施工企业承诺必须由自己施工承建，不允许非中标单位施工。由于提前掌握施工企业的基本情况，做到对开工后的变化心中有数，能够保证施工企业质量。三是工程资金运行环节。由建设单位、银行、施工单位签订三方资金监管协议，对大额资金用途、流向实行严格控制，健全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现金的管理，大额现金支出实行备案制度；工程款必须专款专用，开支必须在指定的账号进行；避免施工单位挪用工程款项、拖欠民工工资和材料款等现象发生，有效防止工程建设资金抽逃、挪用等违规行为。
总之，抓好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预防是一个长期地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要实现“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良好的发展环境、廉洁自律的干部队伍。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工程建设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效。
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
——国务院依法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江苏盐城 沈海龙
[内容摘要]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提出此种质疑的焦点，是认为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属于诉讼制度范畴；国务院依法无权制定。本文通过立法机关对诉讼制度及诉讼收费制度的原始理解及立法实践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诉讼费用 办法 诉讼制度 法律解释
一、从最初的诉讼收费办法考察：此前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诉讼收费办法应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将最高院几次出台的诉讼收费办法认定为司法解释，是诉讼收费办法被认定为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的重要原因。
诉讼费名称在我国起源于《民事诉讼法（试行）》，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其第九章《诉讼费用》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依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该规定确定地表明：
（一）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在本法实施后再制定的真意。诉讼收费办法应在实施之日前制定，以保证从1982年10月1日实施日起，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得以依照第二款另行制定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等。这是保证本法及本法第八十条规定按时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法定条件。如未及时制定，将不仅导致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没有依据，而且导致本法无法按法定程序进入实施阶段。
（二）立法机关不存在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是出于弥补“法律漏洞”的意图。立法时，需另行制定办法是明知的，且明知另行制定的办法是本法实施的一项步骤。立法机关不存在本法关于诉讼费用的条款有存疑、不明确处需对含义进一步阐述与说明，
是故需要另行制定收费办法的意思。最终由最高院制定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也不是对本法第八十条第二款含义的阐述和说明，恰恰是对第八十条第二款内容的贯彻与落实，以保证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内容形成互补关系。
（三）将诉讼收费办法理解为司法解释，主要基于其 “在法律制定后”制定的误导。最初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的特征，此后规定同类内容的办法，当然也不是司法解释。但此后的诉讼收费办法发布时，由于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因而给人一种——它的发布是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阐释——的感觉。这种假象的形成，是基于最高院新的收费办法施行前，原来的诉讼收费办法在继续发挥效用，因此掩盖了诉讼收费办法应在诉讼程序法施行前制定完毕的法理。
（四）诉讼收费办法排除属于司法解释的可能，国务院有权另行制定行政法规“有法可依”就显而易见。1998年财政部、最高院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其将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诉讼费统称行政性收费。因为“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所以，上述关于“统称行政性收费”的规定依法具有行政解释的效力。由此推知，无论诉讼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参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均表明其适用《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以法院不属行政机关排斥其适用性显然理由不足。国务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价格法》有权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行政法规。
二、从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理解：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沈
（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表明了诉讼收费办法不制定法律的意思。《民事诉讼法（试行）》“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的规定，表明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法律，并在规定诉讼收费的法律施行后实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任何意思，其真切地表明诉讼收费采用“办法”规定，所以立法机关也没有自己制定法律的意思，即使打算授权行使，所授权制定的文本也必定不会是法律。或许有人会说，此时现行宪法还未颁布，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或意思表示存在缺陷，但至少可以肯定，此规定在当时不存在“违宪”的理由。其后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是依据《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在一百O七条依然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依据上理，全国人大也不存在“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及只能制定法律的任何意思。
（二）《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是否包含“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应以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明示为准。2000年《立法法》颁布并施行。该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如果 “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那么，对于同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与《立法法》，存在是否“只能制定法律”的严重分歧。对此，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以宪法为根据”明示诉讼收费办法不以法律制定。《立法法》虽然具体规定了诉讼制度只以法律制定，但未具体说明诉讼收费办法是否是《立法法》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制度”； 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成立，那么，此两法必有一法违背了《宪法》，如果两法均遵守了《宪法》，则《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就不能理解为“包括诉讼收费办法”。从全国人大立法原则一致的善意角度，只能推出“诉讼收费办法不是《立法法》中所称的诉讼制度”的结论。
（三）“诉讼收费办法不属于诉讼制度”与“程序法中包含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并不矛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章第八十条，即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第二款是规定制度实施前需要做的配套工作，而后制发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则是对第二款的具体落实。《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九十条、二百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第一百O七条第一款及一百三十八条（三）及《行政诉讼法》的附则第七十四条，也均属于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这些制度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是诉讼收费办法制定的准则。没有诉讼收费办法，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就无法运作；没有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就失去依据和方向。两者所指对象相同，但存在级与质的区别。若将两者笼统地称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则是基于内容相关性的角度，而非从制度层次的角度来识别。
（四）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行政机关制定的诉讼费用管理和分配制度属于诉讼制度也成立。首先，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其收取、使用依法纳入财政管理范围，为保证财政、审计部门等部门对其有关活动实施监督， 1989年、1996年、1999年国家财政部与最高院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以上都是在“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过程中制定的“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认定属于“诉讼收费制度”应当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收费制度，进而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上述三个管理办法属于诉讼制度，在逻辑上也当然成立。其次，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就三个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而言，制定主体先是最高院联合财政部，后是财政部联合最高院，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占主导地位，是否一样推论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但奇怪的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规定不被舆论认为干涉法院的司法权，似乎有权制定；而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
方面的规定时，却舆论哗然。这种现象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其根源就在于：认定诉讼收费办法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并不精当。
（五）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无权制定行政法规”就不成立。也以《立法法》为据，其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依据该条款，全国人大授权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第八条规定的事项比如诉讼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2、授权的部分事项不在禁止授权事项比如司法制度等的范围内。据此，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而诉讼制度又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授权，况且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制定法律。如此，明知全国人大常委无权授权，却声称 “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故无权制定”，是对自我观点的全面否定。
综上所述，国务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符合立法程序，其制定为有权制定。因此，在法院违背该行政法规时，行政机关对处于行政相对人位置的法院有权依法处理，也不容置疑。
（作者：江苏省盐城市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海龙 邮编：224002 shl-805@163.com 联系电话：13338925309）
二OO七年五月十五日起草五月三十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