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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5月9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5年5月20日公布 1995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畜牧、林业、渔业、水利等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指导。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每年应选择一批经过试验示范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效益高的农业技术项目组织推广。列入省级科技发展计划的重点农业技术项目，由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和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组织推广。
第四条 县级以上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所属的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推广中心、科学研究所和乡（镇）农业、畜牧兽医、林业、渔业、水利（水土保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务）站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农业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咨询等推广
服务活动。
第五条 农业技术推广，实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科研单位、有关学校、民间科技组织、农民技术员相结合的推广体系。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农业技术研究、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其研究、引进、开发成果经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组织评审鉴定通过后，可以自行推广，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应给予指导，并在财力、物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六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事业经费，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每年按财政正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相应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都应在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中安排百分之十和在农业发展基金中安排百分之十五以上的资金，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由同级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用于实施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配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落实经费，保障和改善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乡（镇）农业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应不低于当地同级公务员的标准，保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的稳定。
第八条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及其技术推广机构和有关学校，应加强对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技术员的专业培训。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有中等以上专业学历或者专业技术职称，凡未达到中等专业学历水平的，由县级以上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负责培训。对农
民技术员的培训，应讲求实效，根据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地选派农业技术人员到有关高等学校进修，外出学习、考察和开展技术交流，不断提高农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
第九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科研单位、有关学校，可以结合技术推广兴办服务性经济实体，开展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咨询等有偿服务，提供优良种子、种苗以及开展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销售等经营服务，并可享受国家规定的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的优惠。
第十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良种繁育以及试验、示范的场地，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颁发土地使用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并按照《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条例》的规定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农业技术推广奖。
省级农业技术推广奖，每年评审一次，表彰奖励为推广农业技术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奖金可从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中列支，具体评审、奖励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市、县（区）、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奖励办法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
对在本省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特别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颁发农业技术推广特别奖，纳入科技奖励范畴管理。
第十二条 推广未经试验、示范或者未按有关规定鉴定通过的农业技术，或者违反技术规程，强行推广农业技术，造成应用者经济损失的，由当地县级以上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鉴定核实，责成主持推广该项技术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
弄虚作假，欺骗应用者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收其非法所得，可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鉴定核实，并责成其赔偿损失，对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5年8月1日起施行。



1995年5月20日
沉默权制度在中国建立之立法思考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何为沉默权，尽管学术界对其概念表述不一，但所反映的核心内容都是作为被追诉者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面对追诉者即警察、检察官、法官的讯问享有的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
1998年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有关被追诉者的沉默权问题，在我国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掀起了关注与探究的热潮，对于我国是否应确立沉默权制度成为一段时间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
笔者本文从沉默权存在的诉讼价值入手，借鉴西方已有之规定的合理因素，着重论述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以期使舶来之品能适应有中国特色之土壤，适应中国刑事司法之需要。
一、 沉默权制度之价值分析
价值问题一直是人类所关注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刑事诉讼法的诉讼价值即是价值问题的一部分。当今刑事诉讼价值的实现，以既能准确地惩罚犯罪又能有效地保护人权作为最为理想的追求，二者皆为建立自由、和平的社会而服务，但是时常会发生诉讼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是否承认沉默权，是法律在这样的冲突与矛盾中作出的选择。
丹麦诉讼法学家伊娃•史密娃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一方面，社会希望减少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社会公民的最大程度的法律安全，这两者是矛盾的，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规章必然被犯罪分子滥用。”[1]有冲突就会有选择，法律在牺牲社会利益多一些还是牺牲个人利益多一些的抉择上也是痛苦的
程序正义是法律的生命，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重要特征，程序正义要求法律确立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1、沉默权与保障人格尊严。
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人格尊严和自由，享有私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康德曾经说过，人有天生的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
人格尊严能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承认和保障，取决于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刑事诉讼程序对人性的尊重程度。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基本标志之一，它的确立曾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2]
在中国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减少各种司法专横现象，使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从而促进诉讼制度向民主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2、沉默权与言论自由。
沉默权本质上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公民有说与不说的自由。反映到刑事诉讼中，就是说当事人有陈述和沉默的自由。沉默权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它要求：（1）被告人有权在陈述与沉默之间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2）法律不应当强迫被告人必须进行陈述，而只应当规定被告人有权进行陈述；（3）法律应当禁止一切强迫被告人供述的行为发生，并且在该行为发生之际宣告依该行为取得的证据为非法。
（二）沉默权是实现诉讼价值的需要。
1、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公民未经法定的能够为其辩护所需要之一切权利提供保障的公开的审判程序证明其有罪之前，均应被假定为无罪。[3]犯罪嫌疑人面对控方的讯问有陈述与沉默的自由，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2、 沉默权与刑讯逼供的抑制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并不是完全由于我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造成的。但是，不能否认，沉默权的确立，也就是取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如实陈述”义务，增强了沉默权阻却刑讯逼供的力量。从而扭转了司法部门重“口供”轻“证据”的作法，使其调动资源和人力，着重收集外部证据，抑制了其违背讯问人意志的强迫取证行为，同时也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
二、 对西方国家有关沉默权规定的借鉴
沉默权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的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作为一项制度，起源于英国17世纪的约翰•利尔伯恩出版煽动性书刊案，作为辩护理由用来对抗宗教法庭的不人道的审讯方法。从此，沉默权制度逐步确立了其基本形态并为现代刑事诉讼所采纳。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在任何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制止司法机关采取违反宪法此项权利的手段取得有罪供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证据规则。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该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对被指控人决定或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药、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能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上述预审法官或共和国检察官，应当在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后，讯问该人身份，听取其陈述 ……此项笔录应当注明此人已经被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共和国检察官在告知该人有权拒绝陈述以后，听取其陈述。笔录中应注明已作此告知。”
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先告知被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思进行供述的意旨。”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于每个质问拒绝陈述。”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64条（三）规定：“应当告知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并且即使他不回答提问，诉讼也将继续进行。”
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港澳台的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
三、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充分肯定沉默权制度的价值及确立的必要性的同时，对于在我国现阶段确立沉默权制度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物质装备条件的落后、先进及时的侦查技术的欠缺以及侦查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了侦查资源的匮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如果建立了沉默权制度，那势必为侦查机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运用有限的侦查资源去寻找外部证据，来对付犯罪嫌疑人？首要前提是增加科技投入，发展物证技术，培训出高素质的侦查人员。
笔者主张，我国立法应明确确立沉默权制度，同时还应解决以下二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规定适用沉默权的例外情形，以及上述情形下被追诉人拒不陈述时的法律推定或处罚；二是设置沉默权的保障程序。
1、 案件侦查阶段。
（1）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
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2）缩短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
严格限制侦查机关控制嫌疑人人身的时间，可以减少羁押期间侦讯机关对被羁押人实施强制的可能性，避免侦讯机关通过长期羁押的方法强制被羁押人陈述。
（3）羁押期间，嫌疑人有会见律师的权利。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不仅可以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嫌疑人的精神压力，还可以对嫌疑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让其充分理解程序上的权利以及放弃这些权利的法律后果，使其对于沉默权的放弃或行使真正具有明智和自愿性。
（4）完善讯问嫌疑人的程序。
明确对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限，特别要保证在押人员饮食、饮水、休息等基本生理需求；禁止夜间讯问，确属需要夜间讯问的，也应当在手续和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对讯问过程予以内部监控，如建立讯问监控系统，采用同步录音方式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量减少非正式人员实行讯问。[4]
2、 审查起诉阶段。
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审查起诉阶段必经程序之一。这一程序，不仅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手段，而且也是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重要程序。
在确立了沉默权以后，对讯问嫌疑人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应予以重新认识。讯问嫌疑人是人民检察院保障嫌疑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至少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次，以保证其有机会申述辩解意见；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讯问。[5]
在此阶段，检察院必须强调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的自愿性，证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是否出于自愿，以防止和减少因被追诉人翻供而使诉讼进程受阻。
3、 法庭审理阶段。
沉默权的确立，使法庭审理阶段的程序有所变动。首先，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之后，由审判长告诉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及其他权利，同时给予被告人就被告案件陈述的机会。其次，公诉人可以向被告人发问，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员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再次，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能否澄清，而被告人对此是能够加以说明的，经审判长的许可，可以要求被告人必须回答。如果被告人仍保持沉默，法庭可以对其作出不利的推断。
这样做的结果是，审判程序将进一步趋向对抗化，对口供的依赖将变为对证人证言的依赖，证据规则也必将更加严格化。我国传统的对人证的调查制度与沉默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不相容，证人责任十分松弛，尤其对法庭作证，民众普遍有一种畏证心理且缺乏法律义务感。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全面改革现有的证人制度，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以及相应的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偿制度。同时，还须建立必要的口供证据规则，如自白证据排除规则等。关于自白的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已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仅有此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程序规范作保障，以便使该规定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