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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货币信贷工作职责》的通知

银发[1999]385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市中心支行：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货币信贷工作职责》印发给你们，请组织传达学习，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

1999年11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货币信贷工作职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货币信贷工作职责，做好各项货币信贷工作，保障货币政策全面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职责。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决策权集中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货币政策实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其分支行共同负责。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以下简称分行，含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派出机构，负责货币信贷政策在辖区内的贯彻实施。
第四条 分行货币信贷工作的基本职责是：
（一）监测货币供应量，分析货币信贷执行情况。负责分析辖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金融形势；反馈货币信贷政策落实情况，反映贷款有效需求变化；为总行制定货币信贷政策提供依据。
（二）贯彻实施信贷政策，加强信贷管理。落实总行发布的信贷政策，及时反映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结合当地信贷特点，提出信贷政策指导建议；加强信贷政策管理，维护正常信贷秩序。
（三）运用部分货币政策工具，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根据总行授权，运用部分货币政策工具，对当地货币信用总量适时进行调控，贯彻执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
（四）做好货币信贷各项基础工作。
第五条 本职责适用于分行货币信贷、调查统计部门以及与货币信贷有关的会计、国库、货币发行等部门工作。

第二章 监测货币供给总量
第六条 加强分行货币信贷、调查统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做好辖区内经济金融信息收集、主要指标监测、经济金融形势综合分析工作。及时收集、分析和反馈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及银根松紧情况，为总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依据，并用以促进货币政策在辖区的贯彻实施。
第七条 分行要建立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日常监测制度，及时反映货币、信用总量的变化。监测金融机构资金头寸变化，监测企业存款变化以及资金有效使用情况，研究贷款有效需求及信贷供求变化，跟踪分析社会信用总量及构成（包括贷款、股票发行、债
券发行、信用证、票据签发等的变化，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变化等。
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的上述分析和监测工作。
第八条 建立分行货币信贷情况通报会议制度。由分行行长或主管副行长组织召开、由各省市经济综合部门领导参加，加强与经济管理部门的沟通，提高货币政策分析水平。分行要负责按季组织召开会议，重点分析判断货币供应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按照总行授权解释货币信贷
政策要点，认真听取对金融服务的意见。会后形成对辖区内金融形势的分析报告，及时提出货币政策以及改进金融服务的建议和措施。报告要定期上报总行并抄报有关省市政府。
第九条 结合辖区内经济金融运行特点，加强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按时完成总行布置的各项专题调查任务。对每项货币信贷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调查。

第三章 贯彻实施信贷政策
第十条 督促辖区内金融机构及时贯彻总行发布的信贷政策。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制定、发布实施细则，组织培训学习和向社会的宣传、解释及咨询。负责辖区内金融机构贯彻实施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定期组织召开信贷联席会，按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要求，结合
当地经济、金融实际，积极贯彻实施信贷政策。做好信贷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工作。原则上在总行发布重大信贷政策后，及时上报贯彻实施情况，并按要求上报专题报告。
第十一条 根据总行统一制定的信贷有效需求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该区域信贷情况的跟踪监测。既要分析信贷投入的数量，还要注意分析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特别是贷款资金周转情况。
第十二条 努力促进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信贷投入的结构变化要适应并推动地区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机构资产与负债的期限结构要合理匹配。注重通过扩大科技信贷投入，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全面发挥信贷在支持生产、消费、出口中的作用，支持有市场需
求的产品与项目，防止不合理重复建设。
第十三条 引导金融机构改进信贷服务。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协调指定信贷项目的实施；协调辖区内金融机构开展住房信贷、个人消费信贷、封闭贷款、小额信贷、中小企业信贷、银团贷款等信贷业务；协调辖区内主办银行等信贷制度的实行。推动个人信用制度和中小企业担保体系
的建立，促进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担保机构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指导辖区内金融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推行信贷创新。
第十四条 充分利用分行辖区管理的优势，支持辖内各地区的经济联合。协调辖区内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的关系，及时向地方政府及其经济主管部门反馈沟通信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协调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杠杆促进辖区内企业经济联合、协作，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建立和培育辖区良好的银企关系和社会信用环境。
第十五条 加强信贷管理，维护正常信贷秩序。依法监督金融机构严格执行信贷规章；维护金融机构的信贷自主权；维护辖区信贷秩序，规范同业公平竞争；组织建立辖区内同业制裁制度；做好有关资产保全工作，协助辖区内金融机构依法保障债权安全。
第十六条 负责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信贷资金管理。主要是根据总行的要求和当地经济、金融运行状况，编制下达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信贷计划，并报总行备案；监测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和外汇信贷资金运行情
况，并按季上报有关情况。

第四章 管理部分货币政策工具
第十七条 分行依据总行的授权，负责再贷款、再贴现、准备金、利率、现金和货币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第十八条 再贷款管理。分行负责的再贷款主要用于辖内金融机构日常头寸清算需要、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等专项需要，以及经总行批准的其他用途。
（一）总行对分行再贷款实行限额管理。分行发放再贷款，应严格控制在总行下达的限额之内，一律以总行货币政策司开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贷款额度通知书》为准，见单方可用款。分行要在对辖区内资金形势认真分析、合理预测的基础上，按总行有关程序逐级向上申报。
（二）对辖区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20天以内的资金需求，分行可在总行规定的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发放与收回。
（三）对总行专项下达的再贷款限额，分行必须按总行有关文件要求，专款专用，加强管理，负责发放与收回。
第十九条 再贴现管理。再贴现业务操作主要集中在分支行。分行再贴现业务操作要严格按总行有关规定，积极、稳妥开展，促进辖区内票据市场发展。
（一）总行对分行再贴现实行限额管理，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分行要适当集中再贴现业务管理，扩大对辖内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的再贴现转授权。
（二）分行要通过再贴现业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向的票据可优先获得再贴现支持；通过再贴现促进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业务的发展，培育和促进票据市场的发展，规范企业间商业信用行为，建立良好的信用秩序。
（三）分行要加强票据风险管理。再贴现票据必须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基础。
第二十条 准备金管理。分行负责对辖区内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法人交存的存款准备金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总行不设在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由所在地分行进行管理和考核）。城乡信用社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由分行审批，当动用法定存款
准备金的城乡信用社个数分别超过其总个数的30％时，须报总行批准；分行可按总行有关规定授权中心支行批准城乡信用社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
第二十一条 利率管理。人民银行分行负责辖区内利率政策管理、监管及宣传。
（一）实施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利率管理，指导下级行的利率管理工作；及时转发总行的有关文件，对有关利率调整等内容的重要文件，及时传达到辖区内金融机构，并严守秘密；组织有关利率政策的调查研究。
（二）监督、检查辖区内金融机构执行利率政策的情况，处理利率违规行为，并及时向上级行报告本辖区内利率政策执行情况，特别是利率浮动政策的执行情况；建立和完善利率违规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三）宣传利率政策及相关法规，并按总行统一口径进行解释。
第二十二条 现金管理。分行负责辖区内货币流通调查、现金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负责辖区内货币流通的调查研究，分析经济及金融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分析、监测货币投放与回笼的变化情况，保证正常的现金支付，控制不合理现金投入，及时向总行报告有关情况。
（二）组织辖区内金融机构贯彻实施、执行国务院和总行制定的现金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平衡、协调总行下达给辖区的现金计划，并组织落实；负责辖区内开户单位的工资基金管理。
（三）负责辖区内大额提现及日常现金监管，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进行犯罪活动。
第二十三条 货币市场管理。分行货币信贷部门承担本辖区货币市场管理职能。
（一）办理辖区内农村信用社联社以及其他非银行间同业市场成员资金拆借的事前备案工作；负责辖区内金融机构资金拆借的统计和调研分析工作；监测辖区内金融机构资金拆借比例和拆借限额；对辖区内金融机构资金拆借、债券分销和债券交易活动实施动态管理。
（二）向监管部门反馈金融机构资金拆借和债券交易活动的有关情况，并会同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资金拆借和债券业务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资格进行初审。
（三）培育商业银行与小金融机构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资金融通关系，并规范其资金融通行为；为辖区内金融机构之间以及辖区内金融机构和跨省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拆借和债券交易提供鉴证服务，帮助中小金融机构改善资产结构，正确引导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和资金拆借活动；
为辖内金融机构债券分销、认购和交易提供咨询服务。

第五章 做好货币信贷基础工作
第二十四条 制定和贯彻实施货币信贷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调查统计、会计结算、国库、货币发行等构成货币政策的支持系统，人民银行分（支）行相关工作是履行货币信贷政策职能的基础工作。
第二十五条 调查统计工作的职责。分行统计研究处及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由总行统计司布置的各项全国性调查统计工作，并把有关统计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直接上报总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还要抄报所属分行；分行统计研究
处及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各城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工作的组织、管理、检查和考核；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重庆营业管理部分别负责北京市、重庆市的调查统计业务；部分城市中心支行作为统计司的重点联系行，负责有关专题调查与统计
工作。
第二十六条 经济、金融信息收集。分行统计研究部门要根据监测辖区内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和金融运行的需要，收集辖区内主要经济、金融数据。金融统计数据由所辖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采集、汇总后抄报；经济数据通过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向有关部门收集后抄报分
行。
第二十七条 调查与分析。分行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部门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经济分析、货币监测和专项调查等工作。及时跟踪监测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反映出现的问题；分行统计研究处要对辖内经济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当
前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安排专题调查。
第二十八条 分行会计部门在货币信贷工作中的业务内容和职责。
（一）会计部门根据总行制订的货币信贷业务的会计核算办法制订补充规定和实施细则。
（二）营业部门根据货币信贷部门提供的有效文件和审批单据具体办理辖区内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再贴现等业务的会计核算；具体办理准备金存款的日常支付结算；根据统一规定的利率和计息方式核算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业务的利息收支；营业部门有关货币信贷业务的账目定期与货币信
贷部门台账或登记簿进行核对。
（三）会计营业部门通过编制会计报表向货币信贷部门提供会计信息，通过会计分析反映辖区内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业务的资金状况，反映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资金头寸及信贷情况。
第二十九条 分行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以及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市中心支行国库部门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根据货币政策要求，配合本行做好货币信贷工作。
第三十条 分行货币发行部门根据货币政策要求，加强对发行库的管理，做好现金发行、回笼、监测工作，满足社会货币流动的正常需要。

第六章 建立货币信贷工作责任制
第三十一条 人民银行分支行原则上要有一名副行长统管货币信贷工作，统一协调涉及货币信贷职责的部门，从组织上保证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三十二条 按时完成各项货币信贷工作，提高货币政策的时效性。货币信贷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规程，在授权范围内适时、合理使用管理权限。调查统计部门要按时完成数据的收集，确保金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系统性和连续性，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调查研究专
题工作，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分析工作的水平。其他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协作。
第三十三条 各分支行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改革确定的职能，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健全分级分部门责任制。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上级行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超限额、超范围发放再贷款和再贴现。
（二）越权审批动用法定准备金的。
（三）对辖区内分支行违反规定审批、发放再贷款、再贴现监控不力、严重失职的。
（四）对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的。
（五）对重大金融问题调查、处置和上报不及时，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不按规定操作程序办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事务的。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给予通报批评，限期纠正。
（一）故意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
（二）不按上级行规定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
（三）对有关政策不理解，擅自对外宣传解释的。
（四）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监督管理不严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职责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职责解释权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1999年11月19日
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

2001年2月12日 14:45 赵秉志 谢望原
　　一、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一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当今世界，人权已成为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务时常常优先予以考虑的问题。人权的改善和进步需要多方面的保障，法治无疑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中，刑法由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使刑法对人权之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刑法对人权的保障，即包括对犯罪人人权的依法保护，同时当然更应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保护。鉴于刑法对人权保障特别重要，所以当代各国立法者一般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尽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刑法对其加以保护。
　　事实上，20世纪以来，围绕如何更加有效地保障人权，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进行了刑法改革。例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为公民权利提供有效保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先于1962年拟定了“被视为二战后刑法改革事业高峰的政府（刑法）草案”（注：参见徐久生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译者的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来几经反复研讨，终于在1975年对其旧刑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并作为当时最新的西方刑法改革成果公布施行，从而不仅引起了大陆法系诸国的关注，而且对英美法系的刑法改革也产生了推动作用。1982年葡萄牙共和国通过的新《刑法典》，被认为在人权保障方面具有重大的进展。90年代以来，随着人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在以刑法手段强化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首先是1992年法国对其1810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继而是《澳门刑法典》于1995年颁布，其后又有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出台并与原《苏俄刑法典》的分离，再后是1997年中国对其1979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
　　前述各国及澳门地区刑法的修订与制定，反映了刑法改革随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而势在必行的当代世界性法治前进的潮流与趋势，而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一，则是如何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障。
　　二、中国刑法改革对人权的保障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979年7月1日才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施行。所以中国真正的刑法改革，始于80年代初。
　　由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尚处计划经济的时代，而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逐步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国际环境及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也开始出现新的格局，所以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刚一施行便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使得中国立法机关早在1982年便开始考虑研究修改1979年刑法典，只是当时考虑到大规模修改刑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立法机关便决定根据实际需要，以制定特别刑法（主要是单行刑法，也包括附属刑法条款）的方式来解决刑法法典存在问题。（注：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这样，从1980年到1996年间，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已先后颁行了24部单行刑法，并在百余部经济、民事、行政、军事、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中附设了一系列刑事条款。（注：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虽然这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发展和完善，但当时的刑法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对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保护方面，还是对社会秩序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原刑法规范均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立法机关在广泛听取并吸收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意见的基础上，终于对原刑法规范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于1997年3月14日公布、1997年10月1日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典）。
　　中国现行的新刑法典在保障人权方面有许多重大改革和完善，简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体现刑事法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精神，具有指导、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与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对保障人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国立法者可根据其国家的具体情况，规定不同的刑法基本原则。例如，不少西方国家仅规定罪刑法定一项基本原则，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即如此；（注：参见徐久生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法国在刑法典中把“罪刑法定”、“严格解释刑法”均作为刑法基本原则（注：参见罗结珍译：《法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而俄罗斯联邦则在刑法典中规定了“法制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罪过原则”、“公正原则”与“人道原则”。（注：参见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中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基本原则，曾经影响了中国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质量。为弥补此种不足，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在第3-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以及“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来自于拉丁文的著名法谚：Nullum crimen sine lege与Nulla ponea sine
lege，意即“无法无罪”与“无法不罚”。它是18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以保障人权的口号而由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最先明确倡导罪刑法定之刑法思想的是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注：贝卡里亚在1764年便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的刑罚。”见An
Essay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By Cesare Beccaria,International Pocket
Library,Division of Branden Publishing Company,1992
,P.21。）而使之法典化的则是德国著名刑法学者冯·费尔巴哈。（注：费尔巴哈在1813年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中，第一次将罪刑法定思想法典化。）
　　作为现代刑法的首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制度如类推定罪、重法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定期刑、习惯法、模糊用语等，均绝对排斥。由于中国1979年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且受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影响，诸多条文含糊不清，而在有关单行刑法中，还设置了处刑较重的新法即重法具有溯及力的规定，（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982年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了附条件的从新溯及力的原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983年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则规定了无条件的从新溯及力的原则。不过，在后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其他单行刑法中，这种从新溯及力原则的规定得到了纠正和避免，从而贯彻了刑法典总则确立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刑法对人权的保障（特别是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作用。（注：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毅然摒弃了类推制度、重法溯及既往等一系列不利于人权保障的规定，其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在刑法中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中国刑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中国刑法由偏重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从而对刑法规范的完备和科学，对刑事司法的改善和强化，乃至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均至关重要和大有裨益。这就为中国刑法及刑事法治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至上原则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法治的一般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它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中国现行刑法典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根据这一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就是对犯罪公民适用刑法的平等。其人权保障意义在于：任何犯罪人均应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并平等地享有刑法所规定的刑事权利。所谓平等地承担刑事义务，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对犯罪人严格以罪论刑，决不允许因犯罪人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不同而加重或减轻刑罚或不予处罚；二是要求不得因被害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等不同而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刑罚或不予处罚。所谓平等地享有刑事权利，是指每一个犯罪人依法享有法定的刑事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不论个人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状况如何，就应让其享受某种刑事权利。例如，中国现行刑法典中规定有各种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只要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情节，他便依法享有受到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刑事权利，司法机关不能以其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种族以及任何其他理由剥夺其刑事权利。
　　应当承认，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妨碍公正、平等地执法的现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会有助于促进司法的公正与平等，并进而强化中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虽然法律条文中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在刑法中得到切实贯彻并非易事，尚需要司法官员乃至全社会不懈的努力；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化，毕竟昭示与强调了法律的精神、方向和要求，从而为刑事法治强化人权保障创造了立法的基础。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由罪刑相适应原则演化和进步而来的。罪责刑相适应，亦可称为罪刑相当、罪刑均衡、罪刑相称，其基本意义是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强调客观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曾力倡罪刑相适应的刑法观念，如作为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在其传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精彩地提出和论述了罪刑相称的主张。（注：参见［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一项进步的法律成果，罪刑相适应被贯彻于其刑法之中。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客观主义的犯罪观和报应主义的刑罚观为基础，机械地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即犯罪的客观实害相适应，因而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崛起，其内容已逐步得到重大的修正：从单纯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的相适应，发展为刑罚之适用兼顾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即再犯可能性，同时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及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相适应。这时，罪刑相适应实际上已经演进为罪责刑相适应。这是现代刑法思想和刑法原则的一项重大的合理化的变革。
　　中国新刑法典顺应世界刑事法治的新进展和新观念，在其第5条明确规定：“对犯罪分子量刑的轻重，应当与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从而确立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法院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一方面要依据其所犯罪行及其危害后果的轻重，另一方面又要依据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时及其犯罪前后所具备的主观罪责的轻重，主客观相统一地裁量和确定刑罚，从而兼顾惩罚已然之罪和预防未然之罪的综合需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事法治的科学、合理、文明和效益，具有广泛而重要的意义。其人权保障的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就在于：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的公正，从而使犯罪人的权利得到法律合理的剥夺、限制与保护，使被害人的权利也得到合理的刑法保护。因此，任何违反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司法裁量，都是对公民（犯罪人或被害人）权利的不尊重和践踏。中国新刑法典确立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必然会促进刑法的人权保障。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进一步改革
　　未成年人因为其生理、心理尚不成熟、责任能力不完备又易于教化等特点，成为现代各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律上普遍予以从宽处遇的特殊对象，其刑法处遇也成为人权法律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4条第1、2款的规定，未成年人是否负刑事责任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的任何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二是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只对特定的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三是已满16岁的人，对所有的犯罪均应负刑事责任。同时，中国1979年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的原则，即对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一律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18条第3款）；二是原则上不适用死刑或者确切言之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则，即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至多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第44条）。应当肯定，中国1979年刑法典已经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基本权利作出了特别保护性的规定，但也有不尽完善之处。
　　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了进一步合理性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将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予以明确化、合理化的规定。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杀人、重伤、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款的“杀人、重伤”是限于故意犯罪还是也包括过失犯罪，尤其是对于“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如何理解与把握，往往产生不同的主张，（注：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40页。）因而影响了司法统一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鉴于此，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明确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而使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犯罪明确具体，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原来立法所造成的司法中的歧见，进一步贯彻了罪刑法法定原则，强化了对未成年犯罪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其二，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删除了1979年刑法典中关于对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规定，即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判处死刑，包括不得判处死刑并缓期2年执行。这就彻底贯彻了对未成年犯罪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从而与中国近年来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相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对未成年犯罪人生命权利的依法保护。与宣称高度维护人权却在立法和司法中允许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某些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新刑法典在对未成年犯罪人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三）正当防卫制度的强化
　　正当防卫是指采取损害不法侵害人权益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由于正当防卫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国家利益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因而正当防卫制度成为各国刑法所普遍设立并予以重视的制度。中国1979年刑法典第17条关于正当防卫的基本规定，曾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也存在不少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1979年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过于原则，弹性较大，内容不够明确，尤其是防卫过当成立的条件不好掌握，掌握得太严动辄就成为防卫过当而不利于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掌握得太宽则又易造成防卫人权利的滥用。因此，如何合理地强化正当防卫，就成为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修订中一个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1979年的刑法典相比，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一系列修改。其中与人权保障有关的重要修正，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放宽了正当防卫的限度，缩小了防卫过当的构成。关于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区别即防卫过当的标准，1979年刑法典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1997年刑法典修改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新刑法典在刑法典的“必要限度”前加上“明显”的要求，并将原来的“不应有的危害”这一易于主观化的表述改为“重大损害”这种客观化的条件，不仅放宽正当防卫并缩小防卫过当的构成，而且也使二者的区分标准更加客观和便于甄别。其二，增设了对抗制暴力犯罪的特殊防卫权之规定。针对近年来中国暴力侵害比较严重而警力及时制止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为鼓励公民勇敢地同暴力犯罪作斗争，以有效地维持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及国家、社会的利益，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总之，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关于强化正当防卫的修正，其立法宗旨是为了强化对防卫人（即被害人和其他守法公民）的人权保障并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将其付诸实施无疑也会具有这种功效。
　　（四）刑罚更为人道化
　　刑罚人道无疑是刑法保障人权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封建刑法以野蛮残酷为特征，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在刑法方面取得的革命性成果之一，便是以刑罚人道取代了封建刑法中的刑罚残酷。虽然欧陆诸国的刑法典中鲜见把刑罚人道作为一项刑法基本原则而明确规定，但近现代以来，西方立法者和司法界一直把刑法人道努力贯彻于其刑罚立法和司法实务中。刑罚人道也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刑罚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价值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1月1日起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条，可能是首开先河地把“人道原则”作为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明文规定在刑法典中。（注：参见黄道秀等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并没有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刑罚人道的原则。但刑罚人道，一直是中国刑法学界所主张并为中国立法者在刑法中贯彻和司法界在实务中所奉行的刑法基本原则。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进一步努力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下面，选择两个突出的问题予以说明：
　　1.保留并更加重视人道性的刑罚种类“管制”
　　管制是中国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最轻的主刑，属于限制自由刑，是一种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的自由，由公安机关予以执行的轻刑罚方法。管制作为一种刑罚方法，是中国刑罚制度的独创。（注：参见高铭暄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刑罚方法，管制的人道性特征十分显著：首先，它仅仅限制犯罪分子的部分自由而并非剥夺其自由；其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未与社会隔离，而是仍在其工作岗位上，也不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再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还可享受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但是，在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关于管制刑的存废却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流动人口的增加，加之其他种种不利的因素，管制刑执行起来有困难，法院判处管制刑的已很少，因而管制刑应当废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管制刑作为开放性、人道性的刑罚方法，具有其他刑罚方法所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而且符合世界刑罚开放性发展的基本趋势，因而管理刑应当保留并完善其执行制度。（注：参见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中国立法机关经过研究，在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典中坚决地保留了管制，完善和严格了其执行制度，并且在刑法典分则中显著地扩大了管制刑适用的范围。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向开放性、人道化方向发展已成为趋势，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例如，在当今的德国，机动灵活的处分方式替代剥夺自由的刑罚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倾向，德国汉堡地区1986年开放式执行本地区生效判决的比重已高达40%。（注：著：《德国监狱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6页。）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对管制这种开放性、人道性刑罚的重视和完善，无疑是应当充分肯定的，是符合世界刑罚改革的发展方向的。
　　2.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在古代社会的刑罚体系中曾占据重要的乃至中心的地位。由于死刑的特殊严厉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古代崇尚死刑的传统刑罚观念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刑罚人道主义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贝卡里亚于1764年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倡废除和限制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存废之争已达两个多世纪之久，而且废除死刑的呼声日渐高涨。从刑罚体系上看，不但死刑失去了其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例如，据有关统计，截止到90年代初，世界上已有48个国家和地区全面废除了死刑，有17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有24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长期（10年以上）未执行过死刑。（注：参见胡云腾著：《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94页。）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与人道与否的标志，因为死刑的存废要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犯罪现实状况等因素来决定；但在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度，严格控制和合理减少死刑的立法与司法，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中国现阶段在死刑问题上一贯坚持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坚持少杀，防止错杀。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进步需要的。中国1979年刑法典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正确的死刑政策：严格规定了死刑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及核准程序；设置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行刑制度；分则条文设置死刑的罪种也很有限，而且基本限制在性质和危害非常严重的犯罪范围之内，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慎用死刑的立法思想。但在1982年之后，面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严峻形势，为配合严惩严重犯罪的司法需要，中国立法机关在单行刑法中较多地增设了死刑，急剧膨胀的死刑立法又导致了死刑在司法中被广泛地适用。在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如何合理地设置死刑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法学界的普遍主张是应当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中国立法机关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还相当严峻、自上而下的看重死刑的观念尚有很大影响因而还无法大幅度地减少死刑的情况下，还是进行了严格限制和削减死刑的积极努力。这主要表现在：(1)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条件。一是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使其标准更加严格和规范；二是如前所述，删除了对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2)放宽了死缓减轻为无期徒刑的条件，将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确有悔改”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3)较大幅度地削减了死刑罪名。（注：参见赵秉志、肖中华：《论死刑的立法控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关于限制和削减死刑的改革措施，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刑罚的人道主义色彩。
　　三、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国刑法之人权保障的建议
　　在世界性的刑法改革运动中，人权保障成为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之一，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根据的。近现代的刑法改革，是为了使刑事法治能够更好地适应、促进与引导社会经济、政治的繁荣和文明。因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而社会愈繁荣愈发展，文明程度愈高，对人权就愈重视。人权状况既是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最基础的条件之一。人权的法律保障是人权之最基本、最有力的保障，而人权的刑法保障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保障。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近年来不仅在社会发展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人权的法律保障尤其是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勿庸讳言，中国新刑法典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仅就立法方面而言，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待于进一步切实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罪刑规范的设置明确化、具体化，而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在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欠缺，诸如存在含糊、不确切、笼统的用语，分则条文未明定罪名，有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等。在立法中纠正和避免这些弊端，将有助于提高立法的科学水平，从而也会有助于人权的刑法保障。
　　其二，应当考虑在刑法典总则中增设未成年人犯罪之特殊处遇的专章。
　　为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刑法典总则中设立有此专章。（注：参见赵秉志：《关于完善我国刑法典体系和结构的研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在中国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中国刑法学界和最高司法机关均曾提出过此种建议。（注：参见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5-2907页、第2426-2428页。）但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由于侧重于分则的修订而未能在总则中增设此章。我们认为，中国1997年新刑法典虽然在有关条文中规定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之内容，但受到个别条文之规范方式的限制，其应有的内容还很不完整。若能于刑法典总则中增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就可以较为全面地设置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刑事责任之追究、刑罚裁量之原则到刑种适用、刑罚制度适用乃至保安处分措施之配合等一整套必要的特殊处罚措施，从而会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有效的处理，并增强刑法对此一需要特殊保护之群体的人权保障。
　　其三，关于对暴力犯罪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值得反思和考虑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