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档案条例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档案条例
（2010年6月25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制定 2010年7月28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文件、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利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档案事业列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政府信息化规划，把档案事业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
为档案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市、县级市（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负责档案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专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档案工作，并对所属单位、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有条件的镇（街道）设立档案馆。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人员负责档案工作。
第八条 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档案馆，负责本单位的档案工作，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九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工作，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立档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年度评价制度。
第十一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档案，并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地方国家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综合档案馆负责收集和永久保管多种门类的档案；专门档案馆负责收集和永久保管特定领域或者特殊载体的档案。
部门档案馆和企业事业单位档案馆应当按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范围收集和保管档案。
第十二条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依法设立，并自设立后一个月内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非本市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来本市开展档案中介服务的，应当持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向本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事档案整理、鉴定、寄存、数字化转换等服务，应当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三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档案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并接受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离开岗位前应当办理档案交接手续。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四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列入归档范围的材料，应当收集齐全并整理，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不得拒绝归档或者据为己有。
第十五条 综合档案馆档案的进馆单位名称、范围和年限，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后予以公布。
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档案的进馆单位名称、范围和年限，应当向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进馆单位向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移交档案时，应当同时报送电子文件和各种载体的检索工具以及与档案有关的参考材料。
进馆单位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移交档案的，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专门档案的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适当延长移交期限。
进馆单位因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档案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提前接收进馆。
第十七条 单位撤销、终止、合并、分立的，其档案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移交：
（一）机关事业单位向综合档案馆移交；
（二）市直属国有企业向市工商业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三）县级市（区）直属国有（集体）企业向企业主管单位或者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档案机构移交；
（四）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由原中方合资、合作者保存，或者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档案机构移交;
（五）其他单位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档案机构移交。
移交工作应当自单位撤销、终止、合并、分立后的三个月内完成。
第十八条 下列涉及本市的重大事项，有关承办、处置单位应当及时完整地收集、整理、保管相关材料：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查、视察、考察、指导工作，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参观、访问；
（二）承办的国际性、全国性会议和举办的重要经济、文化等活动；
（三）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特大事故；
（四）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重大事项承办、处置单位在制定实施计划时，应当同时制定档案工作方案，确定专门人员负责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工作。
第二十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重大事项的承办、处置单位提供档案业务指导，监督做好重大事项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工作。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派专业人员采取录音、录像、摄影等方式直接形成重大事项的声像档案。
第二十一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重大事项结束后，会同承办、处置单位对重大事项档案进行验收。档案材料缺失的，承办、处置单位应当补充收集完整。
重大事项的录音、录像、摄影等材料以及友好城市或者其他国际交往中受赠的有保存价值的纪念品，承办、处置单位应当在重大事项档案验收后移交综合档案馆；其他档案，移交档案目录。
非常设机构或者不具备保管档案条件的承办、处置单位，应当在重大事项档案验收后，向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第二十二条 综合档案馆可以为本市籍贯或者曾经在本市工作过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下列人员建立人物档案：
（一）国际组织授予荣誉称号的；
（二）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的；
（三）在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
（四）全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杰出人士；
（五）综合档案馆确定的其他人员。
鼓励被建立人物档案的人员捐赠其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
第二十三条 城乡规划区内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登记并接受其档案检查和验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城市建设档案机构报送工程建设档案。
各级重点建设工程立项批准后一个月内，建设单位应当将项目基本概况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市、县级市（区）两级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档案专项验收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重要设备更新等项目的档案工作，应当与项目立项、工作进度、验收评审同步进行。
科研成果鉴定、产品试制定型以及设备仪器开箱或者其他技术项目验收、鉴定，应当由本单位档案机构同步验收档案。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妥善保管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医疗等涉及公民权益的档案，确保档案的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二十六条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档案属本单位所有，可以自行或者委托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妥善保管，确保档案的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对国家、社会和民生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应当定期向综合档案馆报送目录。
第二十七条 市、县级市（区）各单位编著的各类书刊、音像制品等公开出版物，应当向同级综合档案馆送交一式三份，作为馆藏保存。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综合档案馆捐赠、寄存其所有的重要档案，以及反映本市市情、史情和本市作者出版的各类书刊、音像制品等公开出版物。
综合档案馆对于散存在外的本地区有关重要历史档案，应当采取措施收购或者征集进馆。
第二十八条 鼓励公民建立个人（家庭）档案。
第二十九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配置符合安全保管条件的档案专门库房和防护设施，特殊载体档案应当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第三十条 档案馆（室）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按照规定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档案，防止档案的破损、褪色、霉变和散失。
第三十一条 档案馆（室）应当依法定期对归档文件材料和保管到期的档案进行鉴定、解密、销毁。
第三十二条 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赠送、交换、出售，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赠送、交换、出售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档案复制件，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并报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禁止向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出售或者赠送档案。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凭有效证件，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利用未开放的档案，应当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利用者在查阅档案时应当遵守档案馆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
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凭相关证件，在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第三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对各级各类档案馆拒绝提供利用档案有异议的，有权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申诉。
第三十五条 利用重要、珍贵档案时，档案馆（室）应当以电子文件、缩微品或者其他形式的复制件代替原件。
第三十六条 档案馆可以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介或者采取陈列、展览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档案。
第三十七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综合档案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中心，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向社会提供服务。
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向政府信息查阅中心报送主动公开的信息。
政府信息查阅中心对主动公开的信息，应当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接收、管理，并在网上提供目录和全文的在线利用。
第三十八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对现有的馆藏档案应当进行数字化加工、转换，通过计算机网络公布开放档案目录和部分档案全文，并开展网上档案咨询服务。
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对馆藏重要档案的电子目录和全文进行备份。
第三十九条 综合档案馆应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国情、市情教育。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档案馆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档案或者档案管理制度的；
（三）拒绝向档案机构移交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或者应当进馆的档案的；
（四）拒绝接收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或者应当进馆的档案的；
（五）单位撤销、合并、终止、分立，擅自处置档案的；
（六）重大事项档案未通过验收，验收后重大事项档案目录未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七）未按照规定办理重点工程项目档案备案手续的；
（八）重点建设工程竣工时，未按照规定进行档案验收或者未通过档案验收的；
（九）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未按照规定向综合档案馆报送档案目录的；
（十）未按照规定配置档案专门库房和防护设施的；
（十一）未按照规定报送主动公开的信息的；
（十二）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开放和提供利用档案的。
第四十三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2004年2月1日施行的《苏州市档案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摘要: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八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之需求。
关键词: 法治国家 学校教育 公民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的兴起而产生的。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公民教育制度，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与制度促进了公民教育实践，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新论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是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建设法治国家必当进行公民教育，培养新型公民。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有、也不需要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教育，民主法治就不可能践行。基于此，公民教育应以法治为导向，塑造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一、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人格教育的诉求
现代法治国家秉持“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政治。民主要求国民具备鉴别善恶是非的思维能力与参与公共事物的实践能力，而“认识自己”是培育这两种能力的基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题。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人类所能真正理解的，乃是他自己的构作的结构与特色。”[①]。以“认识自己”为使命，启蒙运动倡导重估个人的人生意义，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理性为核心的法治观。
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在卢梭看来，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是人“本性的深刻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人所获得东西是道德自由，正是道德自由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②]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飞跃。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古典派认为，统治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教育与抚养青年”之外所有职能“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意义上，统治即教育，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体系。于是，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无论是古希腊的完美法律，还是中世纪神性律法，不仅关注身体的安康，而且关注灵魂的完善。[④]因此，美德是立法者建立法律的目标，[⑤]法律的根本任务是教化人民，改变人性。[⑥]
对于中国的法治战略而言，“统治即教育，教育即塑造人格”，仍极具意义。首先，健全的人格既是法治社会的基点，也是法治社会的终点。之所以是基点，因为没有健全人格，法律制度将如同没有润滑剂的机器，干涩难以运行，甚至根本无法运行。之所以是终点，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应服务于人的自我完善，法治也不例外。其次，法律应该以人格塑造为导向，不仅是强制、惩罚的工具，更应该成为教化国民的手段。最后，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学教育是这个过程的基石，因此建设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健全的个体人格。提供教育资源，建立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塑造国民性格是国家治理者的根本责任。
二、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诉求
在法治的观念下，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而且是立国之本，因此逻辑上法律先于国家，可简约表达为“法®国家”，这是立宪主义的根本思想。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能从伦理的有效性推导出自己的有效性，法的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作为伦理规范而拥有道德之品格。”[⑦]“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综上所述，道德、法律、国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化约为“道德®法律®国家”。这种逻辑显示，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⑧]进行法制建设必先进行道德重塑。[⑨]
据此，法治国家以道德为基础，这种道德表现为公民道德。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信仰。无论一部法律制定的多么精致，如果国民不顶礼膜拜地信仰，甚至不惜以牢狱之灾为代价触犯之，法律的价值与功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11]（2）谦逊，即“尊重他人的权利并相应地降低自己的要求的能力”。[12]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力），审慎行使权利（力）与自由，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权力就会膨胀，相互 “扯皮”；个人权利就会成为一己之利，相互“打架”，义务与责任不关乎自己，只关乎他人。（3）宽容。现代法治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强调私人自治，形成了多元的种族、群体与个人，造就了以不同信仰、习惯、思想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需要主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甚至是有效沟通，否则社会矛盾丛生。宽容不等于纵容，前者存在于公民自由的领域，后者属于法律强制的对象，即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是纵容。（4）诚信。法治贵在自觉遵守，不在于国家强制。为此，个人必须信守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承诺（在法治国家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的承诺），切实履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国家强制依赖于事后认定的证据，重现过往的法律事实。而确认证据毕竟是在事后，存在举证不能、事实无法重现的风险，故常常出现法律不能的情况（即不能通过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
在逻辑上，如果说人格教育则重于人的个体性，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那么道德教育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培育国民正确处理个人与法律、个人与他人等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而道德既是确立各种法律规范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体依法参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13]
基于法治国家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改变当下以“知育”（传授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树立“知育”（传授专业知识）、“智育”（培养创新思维）、“德育”（塑造高尚人格）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即以具体知识（知育的对象）为切入点，训练学生思维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心性与心智。
三、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世界观教育的诉求
根据法治的理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政治国家等同于法律体系。[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基于法律主治的理念以及法律与政治的上述关系，有法律思维的政治家都将政治、政策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有政治智慧的法律人不仅不会排斥法律的政治性，反而运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公民教育在政治国家层面上是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法治的公民教育不仅要坚持世界观的一般原理，还要把法治视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16]将其作为建立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性手段。
中国特色法治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沦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传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教授民众认识世界、了解历史规律、把握国家本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近年来，在高校课程结构调整方面，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少数人建议削减甚至“砍掉”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前几年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高雄大学访学，看到台湾学生哲学思维贫乏、历史知识匮乏，坚信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相关课程建设。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四、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民族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于180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17]正是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法治等思潮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强大的地方（如欧美）法治实践较好，那些处于战难、分裂的国家基本上无法治可言。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弱国无法治。今天有许多人惊叹、甚至垂涎美国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具体制度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一般说来，民族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1）民族认同教育。民族认同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国家统一不仅要求有沟通的原则，还要求有共同的归属感。因此，公民必须有归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有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愿望，继而把自己作为国家中的主人，而不是作为“臣民”或“外来人”而把自己置身于国家之外。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18]然而，民族认同感属于一种心理状态，不能通过物化的方式表现，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心理结构。当下中国民族认同教育，须着力培养国民的民族荣誉感、使命感与责任感。（2）本国历史教育。当下民族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虽不同于过去却受制于过去，因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面对历史、接受历史并改变当下。[19]就内容而言，必须让公民了解中国古代史，理解传统文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必须让国民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其核心问题（启蒙与救亡）的来龙去脉。（3）基本国情教育。当下国情既是民族建设的直接出发点，也是民族建设的完善对象，因此要让国民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笔者以为，民族教育应该以中国历史与当下国情为素材，以民族认同感为价值追求，从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20]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大学老师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上讲授马列主义、近现代史等课程，缺乏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追求，这既有违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有违历史国情教育的根本追求。
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自由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在古典思想看来，正义需要沉思的生活，依赖科学技术追求自由与正义，始终是最危险的幻想。[21]自马基雅维利已降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自由。[22]近现代史已证明了这一理念。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商品，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时至今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主政治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无民主政治可言。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羊吃人”，就是没有人权可言，而今天西方的人权已经进入了“人吃羊”的时代。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科学素养。基于此，西方现代教育实现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型（甚至有遗弃博雅教育之危险），彻底走向了工具理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而且前者是我国宪法的特色，其他国家宪法无相关规定。[23]因此，在法律政策层面上，我国教育追求博雅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机结合。
培养公民科学技能首先要求国家始终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战略，建立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资源，普及义务教育，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国民创新的积极性，挖掘其创新潜能。学校作为传授与创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阵地，必须建立创新的制度与措施，培育创新学术氛围，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人才。只有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公民才有谋生手段，才能为公共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