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案件余音未了/龙城飞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2:13:57 浏览: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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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丽案件余音未了
龙城飞将
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有位“过客”网友对我的文章《梁丽申请国家赔偿 资深法律人士抱头痛哭为哪般？》 不满，提出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挺有意思，作如下回答：
“过客”留言说：“失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通过公安启动了刑事程序后追回了赃物——因此，深圳市检察院说受害人没有要求追究梁丽刑事责任，其实是撒谎”。
回答：若对深圳市检察院是否撒谎有疑问，可以通过网络质疑，也可以直接向深圳市检察院询问。
“过客”留言说：“失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通过公安启动了刑事程序追回了赃物后又放弃对梁丽的刑事问责，是否构成滥用公共资源行为，或报假案”？
回答：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问话者若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的文章。
“过客”留言说：“公安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回答：似乎没有人对公安接到报案时对此案件展开调查进行质疑，人们只是质疑事实查清后公安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和长时间的羁押的合法性。提问者可以直接向深圳市公安局质疑。
“过客”留言说：“梁丽与机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回答：我的文章只解决梁丽是否犯盗窃罪，以及她被解除羁押后是否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问题。提问者若对此问题有兴趣，亦欢迎你有研究文章问题，我们准备拜读。
“过客”留言说：“是否以后所有旅客在服务场所被服务人员拿走物品，均再无权与报务场所所有人建立起关系，只能找拿走了物品的服务员个人负责？”
回复：我的文章中没有讲到这样的内容，回答这问题也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同样欢迎作者写出研究文章来，我们拜读。
“过客”留言说：“物权的绝对与自在状态，在中国是否还是主要法则？”
回复：与上面的回答相同，若提问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欢迎你写出文章来，我们拜读。也许你的文章可以令我们大家耳目一新，也许可以令案件的处理峰回路转。
我在文章中讲道：如果是一个职业盗窃犯偷盗了这个价值昂贵的小纸箱，结果会怎样？能够顺利地找到吗？能够这么容易就“破案”吗？从这个角度看，珠宝被梁丽捡到，是珠宝公司的幸运。“失主报警时也不清楚丢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自己到底带了4箱还是5箱东西都不清楚” 。若真是被人盗窃，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难道珠宝公司不应当对梁丽有所心存感激吗？
网友“过客”留言评论我的这段话：“你连所有权是绝对权，只要人家别侵犯它就是自在的法律最基本法则也忘记了，倒反过来要求大家对偷儿心怀感激涕零了，厉害嘛” 。
对此，我想回答这位激愤的“过客”，我们并不是支持梁丽蓄谋或无意地把人家价值几百万的财富“拿”回家，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冒犯谁的所有权，我要说的是，根据现行的刑事法律梁丽到底应不应该被定为盗窃罪？
2009-11-4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龙城飞将
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有位“过客”网友对我的文章《梁丽申请国家赔偿 资深法律人士抱头痛哭为哪般？》 不满，提出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挺有意思，作如下回答：
“过客”留言说：“失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通过公安启动了刑事程序后追回了赃物——因此，深圳市检察院说受害人没有要求追究梁丽刑事责任，其实是撒谎”。
回答：若对深圳市检察院是否撒谎有疑问，可以通过网络质疑，也可以直接向深圳市检察院询问。
“过客”留言说：“失主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通过公安启动了刑事程序追回了赃物后又放弃对梁丽的刑事问责，是否构成滥用公共资源行为，或报假案”？
回答：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问话者若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的文章。
“过客”留言说：“公安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回答：似乎没有人对公安接到报案时对此案件展开调查进行质疑，人们只是质疑事实查清后公安对案件性质的认定和长时间的羁押的合法性。提问者可以直接向深圳市公安局质疑。
“过客”留言说：“梁丽与机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回答：我的文章只解决梁丽是否犯盗窃罪，以及她被解除羁押后是否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问题。提问者若对此问题有兴趣，亦欢迎你有研究文章问题，我们准备拜读。
“过客”留言说：“是否以后所有旅客在服务场所被服务人员拿走物品，均再无权与报务场所所有人建立起关系，只能找拿走了物品的服务员个人负责？”
回复：我的文章中没有讲到这样的内容，回答这问题也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同样欢迎作者写出研究文章来，我们拜读。
“过客”留言说：“物权的绝对与自在状态，在中国是否还是主要法则？”
回复：与上面的回答相同，若提问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欢迎你写出文章来，我们拜读。也许你的文章可以令我们大家耳目一新，也许可以令案件的处理峰回路转。
我在文章中讲道：如果是一个职业盗窃犯偷盗了这个价值昂贵的小纸箱，结果会怎样？能够顺利地找到吗？能够这么容易就“破案”吗？从这个角度看，珠宝被梁丽捡到，是珠宝公司的幸运。“失主报警时也不清楚丢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自己到底带了4箱还是5箱东西都不清楚” 。若真是被人盗窃，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难道珠宝公司不应当对梁丽有所心存感激吗？
网友“过客”留言评论我的这段话：“你连所有权是绝对权，只要人家别侵犯它就是自在的法律最基本法则也忘记了，倒反过来要求大家对偷儿心怀感激涕零了，厉害嘛” 。
对此，我想回答这位激愤的“过客”，我们并不是支持梁丽蓄谋或无意地把人家价值几百万的财富“拿”回家，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冒犯谁的所有权，我要说的是，根据现行的刑事法律梁丽到底应不应该被定为盗窃罪？
2009-11-4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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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法律效力研究
孙瑞玺
[内容提要]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基于公司法性质的不同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主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效力判断的依据，而辅之以强制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则相反。公司章程的生效是即时生效，不以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为生效之时。我国《公司法》应建立公司章程无效的确认制度，同时，应加大民事赔偿责任。未来的公司立法，应对公司章程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关键词]公司章程;法律效力;任意性；强制性；有效;无效;救济;公司法
引言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的商业和频繁的贸易孕育了公司的雏形，由此，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这种合伙企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了资本与经营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公司的实质在于，拥有资本的人进行投资，拥有知识的人进行经营管理，使资本与知识有机的结合，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资本与知识双赢的目的。同时，公司以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作为基本原则和“奠基石”。因此，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高级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也可以说，公司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创造者，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1]
公司法则是以公司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属于商法的范畴，是商法的核心。公司法中，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无疑是中心制度。但无论将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是强行法，还是任意法，均不能否认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国家有宪法，公司有章程，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2]既然公司章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对其法律效力，学者却鲜有论及。笔者斗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生效的公司章程对后来的股东朔及力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上述问题的逻辑结构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是前提，这个问题搞清了，其他问题的研究才有了基础。公司章程的生效和无效，是法律效力的二个方面，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达到设立人的目的，而无效的公司章程，对设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对后加入的股东具有朔及力。本文采用法理学、比较法学、利益法学、民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尽微薄之力，因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敬请诸方家斧正。
第一部分 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
公司作为营利性组织，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既包括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一些人为制定的规则。后者又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契约或者其他形式的协议决定，主要是公司章程;另一类则是由法律加以规定，主要是公司法。在这两类规则中，公司法是前提，公司章程是结果。○1换言之，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要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制定，否则，会产生无效的后果。由此看来，公司章程在公司法制度中据以重要地位，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公司章程，是指就公司组织及运行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的基本文件。其基本法律特征是：
第一，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
一个公司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即人的要件----股东或发起人人数；物的要件----最低资额;行为要件----公司章程。[3]前二个要件，是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也就是说，第三个要件包括了前二个要件。由此看来，公司成立的三个要件，最终可归纳为一个要件，即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不仅在我国《公司法》中有规定，如第19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第73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制订公司章程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公司法普通采用。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成立时必须制定公司章程。”[4]《日本商法》第62条、第165条分别规定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必须制定章程。[5]《美国标准公司法》尽管没有像中国、日本公司法那样明确规定设立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的条文，但全文152个条文中，用了11条近70个条款规定公司章程的制定、内容、修改、备案等，全文有近80处涉及公司章程，如“不得违背公司章程所载之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6]
第二，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
公司章程是公司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它规定公司组织与经营的最根本事项，如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组织机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利润分配、解散事由及清算办法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79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从规定的内容看，对公司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最基本问题均作出了规定，如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公司的名称与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通知与公告办法等。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基本相同。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第129条也分别对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7]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第2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至少应载明的事项也作出列举式的规定，第3条则对其他应当载入公司章程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8]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作为国际商事条约，其来源于欧盟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和实践，是对各国公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的总结，又高于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因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消除各国公司法制度的千差万别，严重阻碍欧盟统一市场的形成。由此可以得出，欧盟各国的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共同的。
除了公司章程的内容可以证成，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外，从公司章程与公司章程细则、公司其他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也得到了证明。
在我国《公司法》上，第46条第1款第10项、第112条第2款第10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职权。第50条第1款第5项、第119条第1款第5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的职权。没有明确董事会和经理可以制定章程细则，但从其实际含义上看，与英美法律中规定的章程细则是相同的。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2项规定：“为经营和管理公司事务，制定和修改与公司章程和本州法律不相抵触的章程细则。”第27条则规定：“章程细则可包括与法律或者公司章程不相抵触的管理公司事务的任何条款或者规定。”[9]
由此可见，不论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英美法系规定的章程细则，其制定均是依据公司章程，或者不与公司章程相抵触，否则，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可以形象地说，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而细则或者规章制度，则是公司的基本法。
第三，公司章程是对外的信誉证明
公司章程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经营范围与注册资本是法定的必须记载的事项。该事项对于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保障交易安全中至关重要的。如公司的经营范围，对交易能力与资格作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特别涉及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交易更为重要。一般而言，国家对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公司的设立条件，比普通经营事项的要求更高、更严格。同时，对于公司取得的资格，在公司存续期间应达到的要求，采取年审或者年检制度。因此，公司取得了专营或者特许经营的资格，就意味着公司在市场上取得了特别通行证，取得了特权。公司的资金实力，这是交易成功与安全的物质保障，决定着双方的履约能力。决定交易相对方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交易的大小及是否给公司以信用。因此，公司章程对外是公司最为有力的资信证明。
第四，公司章程是公司和自治规范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是由以下内容所决定的。其一，公司章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自行制定的。公司法是公司章程制定的依据。作为公司法只能规定公司的普遍性的问题，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公司的特殊性。而每个公司依照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则能反映本公司的个性，为公司提供行为规范。其二，公司章程是一种法律外的行为规范，由公司自己来执行，无须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当出现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时，只要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就由公司自行解决。其三，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其效力仅及于公司和相关当事人，而不具有普遍的效力。[10]
第二部分 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众所周知，法律行为的有效与否是一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行为人从事的某一法律行为（或表意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11]易言之，就是将当事人所为的行为与法律的规定进行比较，行为全部符合法律规定的，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即有效;行为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则视为欠缺生效要件。不符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或绝对无效，自始确定地不生效力；或者相对无效，使有关表意人享有可撤销的权利；或者效力未定（也称效力待定）；或者部分无效。[12]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是法律。由此推之，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应是公司法。但对公司法的性质，在理论界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归纳其争议焦点，主要是公司法应属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应采以管制为主还是以自由为主。在研究该部分内容前，应首先对公司法的性质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 公司法性质论争
公司法起源于法国于1673年颁布的《商事条例》。[13]而英国在16、17世纪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司：海外贸易公司（overseas Sur le Commerce）和共同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前者经政府特许而成立，以政府的力量及贸易特权从事国外贸易及殖民活动;后者基于分担共同风险，由多数人缔结契约而组成，并未经政府批准，也无须经营登记。[14]前者的组成与运作均遵循英国政府的指令，少有自由意志;后者则以私人契约为基石，充分体现个人自治色彩。早期历史上的这两种公司形式的不同动作规则，分别为现代公司法的强制行和任意性埋下了伏笔。[15]
公司的合同论者认为，公司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各个公司的制度安排要满足不同的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就要求公司制度具有高度的弹性，这种弹性只有在合同机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一些公司制度安排由当事人面对面谈判逐一达成，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协商制定公司章程;一些由一方制定，另一方只能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作出选择，如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上买进股票或者经理接受公司聘任;一些公司的制度安排已经确定，有意加入者只有随行就市以当时的价格加以接受，如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进证券；另一些公司的结构立法或者法院进行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总结以往成千上万次真实协商的结果中的共同性因素而来，如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会”这一组织机构的设置。因此，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说公司是一套合同规则。[16]
既然公司是合同性的，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个合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合同，为了节约制作成本，政府需要为其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即标准的格式合同，由当事人来选择适用与否，适用哪些。[17]也就是说，公司法本质上是示范合同文本，或者是模范条款，标准条款，为各方当事人缔结契约提供便利，而缔约各方有权自由决定采纳或者不采纳这种模范条款。
公司法作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决定变更或者拒绝适用，其功能仅在于补充或者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公司法应为任意法的性质。这就是持该论者的结论。
与此相反，公司的强行法论者则针对合同论者的观点，总结了五种理论来说明公司法的强制法性质。其一，保护投资者的理论。针对合同论者假定参与公司的各方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充分信息，都有能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信息进行评估的观点。认为，信息对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理由是：首先，没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散户投资者仍为成为不公平公司章程条款的牺牲品；其次，公司章程条款的定价机制并不完善，即使得到了信息的投资者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强制性公司法规范有其必要性。[18]其二，不确定性理论。在公司合同理论框架下，不同的公司可能订立各自不同的公司章程条款，这些条款的差别可能很大，由此导致一些不确定性结果。该理论断言，去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存在的基础。其三，公共产品理论。针对公司合同论者将公司法定性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自由决定适用与否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如果允许公司章程条款偏离标准条款（在此特指公司法，下同），那么即使符合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也会出现不确定性。不同于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的大量出现，会使标准条款本身解体。虽然标准条款的存在有利于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仍会有一些公司有背离该种条款的激励，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公共产品的塔便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强制性规范来维持标准条款作为公共产品的作用。[19]其四，方便章程改进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公司章程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的条件上，公司改进章程效率的努力可能会是代价昂贵的。但在主要由强制性规范组成的公司法体系下，如果法律授权公司可以对某些章程条款作出修改，改进章程的成本就不至于过分高昂。从而有利于公司改进其章程并激发其改进章程的积极性。其五，防止机会主义理论。即强行法的作用在于限制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公司设立之初的成本由设立人或者发起人负担，但在公司设立或发行成功后，情况与会发生变化。为确保某些有关股东切身利益的公司章程条款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强行法有存在的必要。[20]
关于公司法性质的两种理论，从时间顺序上，强制性理论先于合同性理论。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显然合同性理论的体系更加完整，该理论是建立在“新经济理论”及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之上的。而强制性理论则是在与合同性理论的论战中，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支持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立法例。○2该理论主要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从公司对社会的责任、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的。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均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外，现在还有人提倡折衷说。认为，从规范的设计而言，调整公司内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调整公司外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只涉及股东与公司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涉及第三人，尤其涉及债权人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21]有的学者则在具体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又进一步区分为初次公开发行前及存续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界定公司法的性质。具体可用表格加以表述。[22]
规则类型公司类型 普通规则 基本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 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为例外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应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为原则，任意性为例外
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期间） 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应是强制性的，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可以是任意性的 强制性
初次公开发行 禁止对公司中的基本规则和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作不分开的修改
○3
笔者认为，折衷说克服了强行法与任意法理论的不足，吸收了两种理论的合理性，适应了各国立法的实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学说。特别是上述具体区分公司类型的学说，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笔者将以此为基础，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效与无效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因此，更应强调其规范的任意性，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制定公司章程，以充分保护缔约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涉及公司的普通规则内容方面，应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选择“退出”公司法规定，而自主约定。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即为有效，即对缔约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但通说则认为，公司章程制订后，并不立即发生效力，而是随着公司的成立发生效力。也就说，设立公司时制订的公司章程，在公司进行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即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或者说经营注册核准的公司章程才具有法律约束力。[23]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依据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理论，缔约当事人签订公司章程时，合同只是成立，只有待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才生效。实际上将公司章程的生效约定了附款，即附条件，只有取得营业执照才生效，而不能取得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却确定地不生效力。如果公司章程中有此约定，则是缔约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反映，当无异议。但如公司章程没有约定附条件，即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生效，则这种观点就缺乏根据。综观各国公司立法，均没有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生效定为成立之日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亦然。
同时，笔者的观点，还有设立中公司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设立中公司，是指越公司章程制定时起，至公司登记成立时止，以取得法人资格为目的，但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前法人实体”，是法人的“预备态”。设立中公司伴随公司章程的制定而成立，发起人成为设立中公司的当然机关。[24]如果公司章程只是成立，而待公司登记成立之日才生效，则设立中公司即不可能存在。
另外，如果将公司章程的成立与生效，强行区分开来，则缔约当事人根据章程履行的义务，如缴纳出资，如公司没有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发起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时，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只能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25]而不能主张违约责任，显然对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来讲，是相当不公平的。
对公司章程的无效，则主要依据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来判断。在我国，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及《合同法》。
对公司基本规则，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涉及公司董事、经理与公司间的关系，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受托责任。
综观各国公司立法，董事、经理处理公司业务，都必须尽到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即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责，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公司利益，在大陆法上，该义务也包括竞业禁止义务。如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就是竞业禁止的规定。而在英美法系上则称为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即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利用而从中牟利。[26]注意义务，则是指董事、经理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的注意，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对公司负有履行适当谨慎的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30条规定，（董事）履行职责时必须“（1）出于善意;(2)尽到处于相似地位的通常审慎之人在类似情况下应履行的谨慎；（3）以他合理地认为符合公司最大利益的方式（进行）。” [2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受托责任，则是指大股东，特别是在管理层的大股东，不得利用其资本优势、信息优势等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而应当负受托责任，全力保护小股东的利益。○5由此可见，公司章程中对基本规则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生效力，即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原因在于：其一，基本规则有关股东的基本权利，如同“天赋人权”，维系着公司法中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不能由股东自由加以让渡或径行放弃的；其二，基本规则并非具体的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它们住往有广泛的适用性，了解其字面做含意的股东往往并没有，也无法真正理解其存在或取消的后果。所以，这些规则不能被股东以“协议”（即公司章程）的形式自由变更。[28]上述规则在各国公司立法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表现：其一是适用了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上述的善意、谨慎、忠实等。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法律概念之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行为，为贯彻其规范的功能，不仅不应忽略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其臻至当，惟有些概念，恒需由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一切情事始可确定，亦需由审判官予以价值判断，始克具体化，谓之不确定法律概念。”[29]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运行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30]对法律规定不具体，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确定的情形的解决，在民法解释学上，通说认为，立法者已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补充，且其补充的方式是由法官依价值判断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这种方法，称为价值补充。[31]缔约当事人往往不会在章程中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即使解释也属于无权解释，而真正有权解释是则是司法解释。其二，基本上是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如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禁止性规范，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公司章程违反公司法关于基本规则的规定，会产生无效的后果。反之，就是有效的。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06年2月18日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7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北川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四川省绵阳市管辖区域内北川羌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除羌族外，还居住有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曲山镇。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如需变动，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下，有权制定特殊政策和采取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机关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办事，实行依法治县。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和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公民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禁止非法宗教活动。
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羌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由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羌族公民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由羌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羌族和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行政，推动自治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十四条 自治县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可以依法建立民族乡。民族乡人民政府的乡长应当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其他组成人员也应当合理配备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机关重视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自治县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设置、人员编制，制定具体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批。
自治县在录用公务员时，对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应按高于其人口比例的标准确定名额，择优录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或聘用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和聘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引进人才，培养各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职）人员享受国家和省政策规定的各项工资、福利与待遇。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有羌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公正司法，依法履行职责，为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审判和检察职能时，除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四川省地方性法规外，还应执行本条例和自治县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办理案件，法律文书使用汉文。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自治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本区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面向国内外市场，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综合开发并合理利用水力、矿藏、森林和旅游等资源。
自治县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保护境内的土地、森林、矿藏、水流、荒山、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依法确定和保障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境内的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需求，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时，享受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资源开发项目的照顾和中央财政建设资金、国债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等政策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开发农业产业化项目，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确保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自治机关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和监督自治县内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土地资本营运机制。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林业产业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科学合理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化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建立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
自治县鼓励各种社会主体、采取多种形式的绿化造林，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或者承包地退耕还林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继承和有偿转让。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抵押、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者条件。
自治机关贯彻落实扶持林业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自治县辖区内收取的育林基金由自治县全额留用。因工程建设、开发项目征占用林地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自治县享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返还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和毁林开垦、毁林采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森林火灾。加强对境内小寨子沟、片口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并依法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畜牧业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发展畜牧业及相关产业链。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和品种改良，发展饲料和畜产品加工，提高畜禽产品质量，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法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发挥自治县水力资源优势，支持和鼓励县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按全县水电发展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电站。
自治机关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作为自治县水资源的涵养保护和规划管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自治机关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化水土保持；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
自治机关加强渔政管理。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分利用河流、水面发展渔业生产。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护、管理并合理开发本地方的矿产资源，支持各类经济组织依法兴办采矿企业，依法开采矿产。
自治机关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山地灾害的治理。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按规划开发旅游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景观，发展具有禹羌文化特色的旅游产业。
自治机关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自治县兴办旅游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条件和需要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交通、能源、水利、通讯、城乡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大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投入的力度。鼓励经济组织和个人捐资兴修公路和兴办交通运输业。
自治县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专项扶持和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优惠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讯事业，加强邮电通讯网络建设，更新改造城乡通讯设施。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搞好招商引资。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办企业，并为其提供方便和给予优惠。
自治机关应当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健全面向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机制。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市场建设和监督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民族贸易政策和实际需要，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扶持。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深加工项目，以满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应当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发展地方气象事业，强化防震、防洪、抗旱减灾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自治县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利益补偿。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制定扶贫规划，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支持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生产。在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方重点倾斜。对失去基本生活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有计划的移民扶贫开发。
自治机关支持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参与异地开发。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环境优美、安全卫生的城乡集镇和村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均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政府的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
自治机关设立民族机动专项资金和预备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家、省、市确定的其他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及各项补贴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市对自治县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自治县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或者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自有财力达不到同类地区人均费用标准的，不足部分报请上级财政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解决。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由于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改变、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减收和因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政策性增支需要增加支出，本级财力无力解决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逐步增加教育投入，享受上级财政教育经费补助，使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比例，高于自治县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切实保障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投入，使在校学生人均的教育费用和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在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中，需要从地方税收上给予照顾和鼓励的，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自治县坚持在资源开发地注册开发公司的原则，凡到自治县境内开发土地、水能、矿藏、森林、旅游、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企业，应当在自治县注册，并在自治县缴纳税费和接受自治县的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监督管理。
自治县内各类经济组织在异地兴办的企业实现的地方税收收入，自治县享受按规定比例返还的照顾。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年度财政预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预算调整和年度财政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每一财政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卫生、体育、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事业。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制定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职工的编制方案，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
自治机关保障教育投入，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免除教科书费。在居住分散的地区，设立寄宿制学校，并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生活补助。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奖励。鼓励教师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福利待遇从优。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积极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扶持重点科研项目，开拓技术市场，鼓励科技创新，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发展具有地方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弘扬羌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依法取缔淫秽迷信物品的经营活动。
自治机关推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利用，重视史志编纂和档案工作。
第五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科普教育，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建设上给予优先照顾。
自治机关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积极开展妇幼、老年等卫生保健事业，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抓好职业道德教育，鼓励医务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边远乡镇从事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贴。
自治机关重视羌医等民族医药事业的继承和拓展，大力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个人依法开办医疗机构。
第六十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六十一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和省、市的帮助下，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特困群体实行医疗救助。
自治机关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加强劳动力技术培训，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管理。
自治机关重视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帮助。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团结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在尊重相互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协商。
在自治县境内居住十年以上的其他民族的公民，同等享受羌民族有关优惠政策的待遇。
第六十四条 自治机关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十月二十五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传统节日，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假日。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管辖内的一切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等的公章、牌匾、文件、公告等应当冠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全称。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10月25日起施行。
孙瑞玺
[内容提要]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基于公司法性质的不同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主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效力判断的依据，而辅之以强制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则相反。公司章程的生效是即时生效，不以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为生效之时。我国《公司法》应建立公司章程无效的确认制度，同时，应加大民事赔偿责任。未来的公司立法，应对公司章程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关键词]公司章程;法律效力;任意性；强制性；有效;无效;救济;公司法
引言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的商业和频繁的贸易孕育了公司的雏形，由此，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这种合伙企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了资本与经营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公司的实质在于，拥有资本的人进行投资，拥有知识的人进行经营管理，使资本与知识有机的结合，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资本与知识双赢的目的。同时，公司以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作为基本原则和“奠基石”。因此，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高级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也可以说，公司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创造者，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原动力。 [1]
公司法则是以公司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属于商法的范畴，是商法的核心。公司法中，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无疑是中心制度。但无论将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是强行法，还是任意法，均不能否认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国家有宪法，公司有章程，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2]既然公司章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对其法律效力，学者却鲜有论及。笔者斗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生效的公司章程对后来的股东朔及力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上述问题的逻辑结构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是前提，这个问题搞清了，其他问题的研究才有了基础。公司章程的生效和无效，是法律效力的二个方面，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达到设立人的目的，而无效的公司章程，对设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对后加入的股东具有朔及力。本文采用法理学、比较法学、利益法学、民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尽微薄之力，因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敬请诸方家斧正。
第一部分 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
公司作为营利性组织，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既包括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一些人为制定的规则。后者又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契约或者其他形式的协议决定，主要是公司章程;另一类则是由法律加以规定，主要是公司法。在这两类规则中，公司法是前提，公司章程是结果。○1换言之，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要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制定，否则，会产生无效的后果。由此看来，公司章程在公司法制度中据以重要地位，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公司章程，是指就公司组织及运行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的基本文件。其基本法律特征是：
第一，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
一个公司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即人的要件----股东或发起人人数；物的要件----最低资额;行为要件----公司章程。[3]前二个要件，是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也就是说，第三个要件包括了前二个要件。由此看来，公司成立的三个要件，最终可归纳为一个要件，即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不仅在我国《公司法》中有规定，如第19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第73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制订公司章程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公司法普通采用。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成立时必须制定公司章程。”[4]《日本商法》第62条、第165条分别规定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必须制定章程。[5]《美国标准公司法》尽管没有像中国、日本公司法那样明确规定设立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的条文，但全文152个条文中，用了11条近70个条款规定公司章程的制定、内容、修改、备案等，全文有近80处涉及公司章程，如“不得违背公司章程所载之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6]
第二，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
公司章程是公司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它规定公司组织与经营的最根本事项，如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组织机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利润分配、解散事由及清算办法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79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从规定的内容看，对公司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最基本问题均作出了规定，如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公司的名称与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通知与公告办法等。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基本相同。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第129条也分别对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7]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第2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至少应载明的事项也作出列举式的规定，第3条则对其他应当载入公司章程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8]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作为国际商事条约，其来源于欧盟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和实践，是对各国公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的总结，又高于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因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消除各国公司法制度的千差万别，严重阻碍欧盟统一市场的形成。由此可以得出，欧盟各国的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共同的。
除了公司章程的内容可以证成，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外，从公司章程与公司章程细则、公司其他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也得到了证明。
在我国《公司法》上，第46条第1款第10项、第112条第2款第10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职权。第50条第1款第5项、第119条第1款第5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的职权。没有明确董事会和经理可以制定章程细则，但从其实际含义上看，与英美法律中规定的章程细则是相同的。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2项规定：“为经营和管理公司事务，制定和修改与公司章程和本州法律不相抵触的章程细则。”第27条则规定：“章程细则可包括与法律或者公司章程不相抵触的管理公司事务的任何条款或者规定。”[9]
由此可见，不论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英美法系规定的章程细则，其制定均是依据公司章程，或者不与公司章程相抵触，否则，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可以形象地说，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而细则或者规章制度，则是公司的基本法。
第三，公司章程是对外的信誉证明
公司章程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经营范围与注册资本是法定的必须记载的事项。该事项对于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保障交易安全中至关重要的。如公司的经营范围，对交易能力与资格作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特别涉及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交易更为重要。一般而言，国家对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公司的设立条件，比普通经营事项的要求更高、更严格。同时，对于公司取得的资格，在公司存续期间应达到的要求，采取年审或者年检制度。因此，公司取得了专营或者特许经营的资格，就意味着公司在市场上取得了特别通行证，取得了特权。公司的资金实力，这是交易成功与安全的物质保障，决定着双方的履约能力。决定交易相对方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交易的大小及是否给公司以信用。因此，公司章程对外是公司最为有力的资信证明。
第四，公司章程是公司和自治规范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是由以下内容所决定的。其一，公司章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自行制定的。公司法是公司章程制定的依据。作为公司法只能规定公司的普遍性的问题，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公司的特殊性。而每个公司依照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则能反映本公司的个性，为公司提供行为规范。其二，公司章程是一种法律外的行为规范，由公司自己来执行，无须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当出现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时，只要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就由公司自行解决。其三，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其效力仅及于公司和相关当事人，而不具有普遍的效力。[10]
第二部分 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众所周知，法律行为的有效与否是一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行为人从事的某一法律行为（或表意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11]易言之，就是将当事人所为的行为与法律的规定进行比较，行为全部符合法律规定的，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即有效;行为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则视为欠缺生效要件。不符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或绝对无效，自始确定地不生效力；或者相对无效，使有关表意人享有可撤销的权利；或者效力未定（也称效力待定）；或者部分无效。[12]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是法律。由此推之，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应是公司法。但对公司法的性质，在理论界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归纳其争议焦点，主要是公司法应属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应采以管制为主还是以自由为主。在研究该部分内容前，应首先对公司法的性质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 公司法性质论争
公司法起源于法国于1673年颁布的《商事条例》。[13]而英国在16、17世纪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司：海外贸易公司（overseas Sur le Commerce）和共同股份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前者经政府特许而成立，以政府的力量及贸易特权从事国外贸易及殖民活动;后者基于分担共同风险，由多数人缔结契约而组成，并未经政府批准，也无须经营登记。[14]前者的组成与运作均遵循英国政府的指令，少有自由意志;后者则以私人契约为基石，充分体现个人自治色彩。早期历史上的这两种公司形式的不同动作规则，分别为现代公司法的强制行和任意性埋下了伏笔。[15]
公司的合同论者认为，公司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各个公司的制度安排要满足不同的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就要求公司制度具有高度的弹性，这种弹性只有在合同机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一些公司制度安排由当事人面对面谈判逐一达成，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协商制定公司章程;一些由一方制定，另一方只能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作出选择，如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上买进股票或者经理接受公司聘任;一些公司的制度安排已经确定，有意加入者只有随行就市以当时的价格加以接受，如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进证券；另一些公司的结构立法或者法院进行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总结以往成千上万次真实协商的结果中的共同性因素而来，如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会”这一组织机构的设置。因此，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说公司是一套合同规则。[16]
既然公司是合同性的，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个合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合同，为了节约制作成本，政府需要为其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即标准的格式合同，由当事人来选择适用与否，适用哪些。[17]也就是说，公司法本质上是示范合同文本，或者是模范条款，标准条款，为各方当事人缔结契约提供便利，而缔约各方有权自由决定采纳或者不采纳这种模范条款。
公司法作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决定变更或者拒绝适用，其功能仅在于补充或者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公司法应为任意法的性质。这就是持该论者的结论。
与此相反，公司的强行法论者则针对合同论者的观点，总结了五种理论来说明公司法的强制法性质。其一，保护投资者的理论。针对合同论者假定参与公司的各方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充分信息，都有能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信息进行评估的观点。认为，信息对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理由是：首先，没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散户投资者仍为成为不公平公司章程条款的牺牲品；其次，公司章程条款的定价机制并不完善，即使得到了信息的投资者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强制性公司法规范有其必要性。[18]其二，不确定性理论。在公司合同理论框架下，不同的公司可能订立各自不同的公司章程条款，这些条款的差别可能很大，由此导致一些不确定性结果。该理论断言，去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存在的基础。其三，公共产品理论。针对公司合同论者将公司法定性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自由决定适用与否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如果允许公司章程条款偏离标准条款（在此特指公司法，下同），那么即使符合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也会出现不确定性。不同于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的大量出现，会使标准条款本身解体。虽然标准条款的存在有利于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仍会有一些公司有背离该种条款的激励，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公共产品的塔便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强制性规范来维持标准条款作为公共产品的作用。[19]其四，方便章程改进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公司章程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的条件上，公司改进章程效率的努力可能会是代价昂贵的。但在主要由强制性规范组成的公司法体系下，如果法律授权公司可以对某些章程条款作出修改，改进章程的成本就不至于过分高昂。从而有利于公司改进其章程并激发其改进章程的积极性。其五，防止机会主义理论。即强行法的作用在于限制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公司设立之初的成本由设立人或者发起人负担，但在公司设立或发行成功后，情况与会发生变化。为确保某些有关股东切身利益的公司章程条款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强行法有存在的必要。[20]
关于公司法性质的两种理论，从时间顺序上，强制性理论先于合同性理论。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显然合同性理论的体系更加完整，该理论是建立在“新经济理论”及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之上的。而强制性理论则是在与合同性理论的论战中，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支持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立法例。○2该理论主要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从公司对社会的责任、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的。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均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外，现在还有人提倡折衷说。认为，从规范的设计而言，调整公司内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调整公司外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只涉及股东与公司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涉及第三人，尤其涉及债权人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21]有的学者则在具体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又进一步区分为初次公开发行前及存续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界定公司法的性质。具体可用表格加以表述。[22]
规则类型公司类型 普通规则 基本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 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为例外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应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为原则，任意性为例外
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期间） 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应是强制性的，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可以是任意性的 强制性
初次公开发行 禁止对公司中的基本规则和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作不分开的修改
○3
笔者认为，折衷说克服了强行法与任意法理论的不足，吸收了两种理论的合理性，适应了各国立法的实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学说。特别是上述具体区分公司类型的学说，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笔者将以此为基础，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效与无效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因此，更应强调其规范的任意性，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制定公司章程，以充分保护缔约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涉及公司的普通规则内容方面，应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选择“退出”公司法规定，而自主约定。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即为有效，即对缔约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但通说则认为，公司章程制订后，并不立即发生效力，而是随着公司的成立发生效力。也就说，设立公司时制订的公司章程，在公司进行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即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或者说经营注册核准的公司章程才具有法律约束力。[23]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依据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理论，缔约当事人签订公司章程时，合同只是成立，只有待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才生效。实际上将公司章程的生效约定了附款，即附条件，只有取得营业执照才生效，而不能取得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却确定地不生效力。如果公司章程中有此约定，则是缔约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反映，当无异议。但如公司章程没有约定附条件，即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生效，则这种观点就缺乏根据。综观各国公司立法，均没有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生效定为成立之日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亦然。
同时，笔者的观点，还有设立中公司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设立中公司，是指越公司章程制定时起，至公司登记成立时止，以取得法人资格为目的，但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前法人实体”，是法人的“预备态”。设立中公司伴随公司章程的制定而成立，发起人成为设立中公司的当然机关。[24]如果公司章程只是成立，而待公司登记成立之日才生效，则设立中公司即不可能存在。
另外，如果将公司章程的成立与生效，强行区分开来，则缔约当事人根据章程履行的义务，如缴纳出资，如公司没有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发起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时，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只能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25]而不能主张违约责任，显然对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来讲，是相当不公平的。
对公司章程的无效，则主要依据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来判断。在我国，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及《合同法》。
对公司基本规则，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涉及公司董事、经理与公司间的关系，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受托责任。
综观各国公司立法，董事、经理处理公司业务，都必须尽到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即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责，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公司利益，在大陆法上，该义务也包括竞业禁止义务。如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就是竞业禁止的规定。而在英美法系上则称为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即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利用而从中牟利。[26]注意义务，则是指董事、经理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的注意，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对公司负有履行适当谨慎的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30条规定，（董事）履行职责时必须“（1）出于善意;(2)尽到处于相似地位的通常审慎之人在类似情况下应履行的谨慎；（3）以他合理地认为符合公司最大利益的方式（进行）。” [2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受托责任，则是指大股东，特别是在管理层的大股东，不得利用其资本优势、信息优势等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而应当负受托责任，全力保护小股东的利益。○5由此可见，公司章程中对基本规则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生效力，即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原因在于：其一，基本规则有关股东的基本权利，如同“天赋人权”，维系着公司法中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不能由股东自由加以让渡或径行放弃的；其二，基本规则并非具体的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它们住往有广泛的适用性，了解其字面做含意的股东往往并没有，也无法真正理解其存在或取消的后果。所以，这些规则不能被股东以“协议”（即公司章程）的形式自由变更。[28]上述规则在各国公司立法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表现：其一是适用了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上述的善意、谨慎、忠实等。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法律概念之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行为，为贯彻其规范的功能，不仅不应忽略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其臻至当，惟有些概念，恒需由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一切情事始可确定，亦需由审判官予以价值判断，始克具体化，谓之不确定法律概念。”[29]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运行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30]对法律规定不具体，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确定的情形的解决，在民法解释学上，通说认为，立法者已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补充，且其补充的方式是由法官依价值判断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这种方法，称为价值补充。[31]缔约当事人往往不会在章程中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即使解释也属于无权解释，而真正有权解释是则是司法解释。其二，基本上是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如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禁止性规范，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公司章程违反公司法关于基本规则的规定，会产生无效的后果。反之，就是有效的。
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06年2月18日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7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北川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四川省绵阳市管辖区域内北川羌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除羌族外，还居住有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曲山镇。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如需变动，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下，有权制定特殊政策和采取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机关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办事，实行依法治县。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和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公民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禁止非法宗教活动。
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羌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由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羌族公民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由羌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羌族和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行政，推动自治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十四条 自治县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可以依法建立民族乡。民族乡人民政府的乡长应当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其他组成人员也应当合理配备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机关重视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自治县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设置、人员编制，制定具体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批。
自治县在录用公务员时，对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应按高于其人口比例的标准确定名额，择优录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或聘用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和聘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引进人才，培养各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职）人员享受国家和省政策规定的各项工资、福利与待遇。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有羌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公正司法，依法履行职责，为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审判和检察职能时，除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四川省地方性法规外，还应执行本条例和自治县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办理案件，法律文书使用汉文。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自治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本区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面向国内外市场，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综合开发并合理利用水力、矿藏、森林和旅游等资源。
自治县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保护境内的土地、森林、矿藏、水流、荒山、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依法确定和保障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境内的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需求，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时，享受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资源开发项目的照顾和中央财政建设资金、国债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等政策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开发农业产业化项目，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确保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自治机关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和监督自治县内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土地资本营运机制。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林业产业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科学合理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化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建立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
自治县鼓励各种社会主体、采取多种形式的绿化造林，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或者承包地退耕还林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继承和有偿转让。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抵押、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者条件。
自治机关贯彻落实扶持林业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自治县辖区内收取的育林基金由自治县全额留用。因工程建设、开发项目征占用林地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自治县享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返还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和毁林开垦、毁林采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森林火灾。加强对境内小寨子沟、片口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并依法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畜牧业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发展畜牧业及相关产业链。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和品种改良，发展饲料和畜产品加工，提高畜禽产品质量，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法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发挥自治县水力资源优势，支持和鼓励县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按全县水电发展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电站。
自治机关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作为自治县水资源的涵养保护和规划管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自治机关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化水土保持；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
自治机关加强渔政管理。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分利用河流、水面发展渔业生产。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护、管理并合理开发本地方的矿产资源，支持各类经济组织依法兴办采矿企业，依法开采矿产。
自治机关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山地灾害的治理。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按规划开发旅游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景观，发展具有禹羌文化特色的旅游产业。
自治机关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自治县兴办旅游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条件和需要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交通、能源、水利、通讯、城乡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大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投入的力度。鼓励经济组织和个人捐资兴修公路和兴办交通运输业。
自治县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专项扶持和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优惠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讯事业，加强邮电通讯网络建设，更新改造城乡通讯设施。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搞好招商引资。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办企业，并为其提供方便和给予优惠。
自治机关应当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健全面向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机制。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市场建设和监督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民族贸易政策和实际需要，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扶持。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深加工项目，以满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应当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发展地方气象事业，强化防震、防洪、抗旱减灾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自治县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利益补偿。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制定扶贫规划，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支持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生产。在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方重点倾斜。对失去基本生活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有计划的移民扶贫开发。
自治机关支持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参与异地开发。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环境优美、安全卫生的城乡集镇和村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均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政府的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
自治机关设立民族机动专项资金和预备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家、省、市确定的其他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及各项补贴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市对自治县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自治县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或者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自有财力达不到同类地区人均费用标准的，不足部分报请上级财政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解决。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由于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改变、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减收和因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政策性增支需要增加支出，本级财力无力解决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逐步增加教育投入，享受上级财政教育经费补助，使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比例，高于自治县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切实保障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投入，使在校学生人均的教育费用和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在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中，需要从地方税收上给予照顾和鼓励的，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自治县坚持在资源开发地注册开发公司的原则，凡到自治县境内开发土地、水能、矿藏、森林、旅游、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企业，应当在自治县注册，并在自治县缴纳税费和接受自治县的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监督管理。
自治县内各类经济组织在异地兴办的企业实现的地方税收收入，自治县享受按规定比例返还的照顾。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年度财政预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预算调整和年度财政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每一财政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卫生、体育、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事业。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制定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职工的编制方案，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
自治机关保障教育投入，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免除教科书费。在居住分散的地区，设立寄宿制学校，并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生活补助。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奖励。鼓励教师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福利待遇从优。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积极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扶持重点科研项目，开拓技术市场，鼓励科技创新，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发展具有地方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弘扬羌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依法取缔淫秽迷信物品的经营活动。
自治机关推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利用，重视史志编纂和档案工作。
第五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科普教育，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建设上给予优先照顾。
自治机关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积极开展妇幼、老年等卫生保健事业，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抓好职业道德教育，鼓励医务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边远乡镇从事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贴。
自治机关重视羌医等民族医药事业的继承和拓展，大力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个人依法开办医疗机构。
第六十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六十一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和省、市的帮助下，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特困群体实行医疗救助。
自治机关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加强劳动力技术培训，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管理。
自治机关重视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帮助。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团结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在尊重相互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协商。
在自治县境内居住十年以上的其他民族的公民，同等享受羌民族有关优惠政策的待遇。
第六十四条 自治机关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十月二十五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传统节日，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假日。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管辖内的一切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等的公章、牌匾、文件、公告等应当冠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全称。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10月25日起施行。
